

新闻动态
如果说宗教是人在面对自然与社会的强大压迫下,创造出来的一种关怀自身的文化行为和文化现象,那么在人类必须面对的压迫与困境中,生老病死首当其冲,且无一能幸免。死亡作为带来生命终结的“地狱使者”,迫使人类运用最高的生存智慧和主观能动力来处置应对,创造一种或百毒不侵或行之有效、用之有理的应对之策。可以说,一个民族关于死亡的解读和应对体现了一个民族最高的智慧,同时也掩盖着其最不为人知的软弱与难堪。与死亡的抗争与博弈激活了一个民族、国家的生命力,这种生命力流淌于后世子孙的血脉,代代相承、生生不息,它遍布于整个人类的文明历史进程。丧葬仪式成为解答人类自己、解答宗教关怀最直观也最原始的途径之一。...
人类与自然是一个整体,因而人类的发展从根本上来讲离不开对其生态环境的依托。对于一种传统的艺术文化而言,实际上包括两个方面的生态环境:一方面是该音乐文化所依托的自然环境,如山川地理、气候条件以及自然环境所可能提供的物质条件等;另一方面是该音乐文化所依托的人文环境,如生产劳动、民俗节日、宗教信仰等。无论是自然的或是人文的生态环境,均制约着人类的艺术文化生产与传播。...
当下社会的文化生态类型特点是现代化的发展进程不断加速,外界许多的新事物通过网络、媒体等高科技己经在丹寨县苗族地区进行渗透,从而引发了丹寨县苗族民间民俗文化于时代相结合并迅速发展,有学者认为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第一,过去二十年市场体系的完善、商品经济的渗入导致当地苗族社会的经济形态发生剧烈变化,因而导致其当地民族文化主体性消失,转而变异为对外来强势文化的一种依附性行为;第二,在近五十年来国家化的过程中,当地苗族传统社会文化的自我性减弱,转而趋同和附属于国家的政治制度和社会生活,传统思维中私有观念和宗族观念被一定程度的瓦解和削弱,而新的社会政治权威体系开始树立;第三,新的生产科技和现代生活用品的大量引入,使得许多传统文化的表达失去了其特有的语境和表现的场景;第四,现代学校教育的兴起,一方面在苗族社会树立起一种新的文化传播体系,另一方面又使得苗族传统文化及其传习机制逐渐边缘化。”...
民族音乐学家管建华认为:“音乐虽然‘是依据时间完成的艺术’,但‘与空间的相互参照,构成了音乐艺术的时空模式’,西方音乐是以‘刚性’的时空模式为主要特点的,而中国音乐则以‘柔性’的时空模式为主要特点。”...
在古代人们的头脑里有一种意识,认为最富于变化、最神秘莫测的无疑就是宇宙自然之“天”。《易·系辞上》中就记载着:“天尊地卑,干坤定矣”日。由此可见古代中国人的意识里早就把“天”看得很重。在先秦两汉时期,人们虽然在意识里对“天”仍保持着对其根本属性的认识,但却赋予了它更多、更广、更抽象和更特殊的含义,使之成为主宰宇宙万象,探求一切合理性之源的“天道”。至于“天”对于汉代人的重要性,从汉代墓室壁画中出现的众多天象图就可以看出。...
中国古代以图绘形式的墓室壁画在汉代以前就已出现,但墓室壁画兴起于西汉早期,至东汉开始流行,历经隋、唐、辽、宋,到明清时逐渐消亡。作为体现社会丧葬文化的一种绘画方式,汉代的墓室壁画不仅仅只是为其先声,重要的是它在中国绘画中所具有的代表意义和研究价值。...
中国的丧葬文化与许多传统礼仪一样,是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后才逐渐形成的,而各个时期的丧葬文化又因其背后的经济、政治、思想观念等诸多方面的变化而有所不同。对于古人来说,丧葬并不是单纯地安葬死者,而直接关系到整个社会伦理规范和阶级秩序。汉代的墓室壁画在形式上和发展过程中受到先秦两汉的思想和信仰的影响,结合当时观念、思想、习俗等形成了具有时代性的画像图式。先秦时期的思想观念、信仰内容广泛,直接影响到汉代人对天、对生死、对鬼神的看法,也是形成墓室壁画具体内容与结构的基本背景。...
本文所理解的灾厄是灾难与厄运的简称。神判之后,灾难降临与厄运的发生在某种程度上,其实是行动主体在自己认为的理性动机指引下,为抵达自己所设定的情境目标而对届时的秩序触动或冒犯时所支付的成本表现。因为作为社会成员,人人都生活在由各种文化编码所型构的秩序里。换句话说,当我们的社会行动形成了对所处场景中的既有秩序的触动时,都将受到某种难以预期的惩罚,这种惩罚在苗族村落社会这一文化场域中常被解码为持续出现的灾难与厄运。...
在苗族文化关于家庭道德秩序的安排中,母亲常处于比父亲更荣尊的地位。在苗族村落社会中,熟人之间相互开玩笑时,可以父亲作为对象来相互戏谑;在相互吵架、骂架时,仅仅骂及父亲矛盾还不至于上升到不可调和的层次。也就是说,如果双方骂架时一旦辱及母亲,那么双方就真的关系彻底破裂,可能动武或举刀相向,甚至弄出人命。...
我们都有深刻的体会,“今日,我们生活在一个技术型的社会(technological society ) o当我们环顾四周,在地球表面上,已经越来越少有地方看不到我们的技术带来的产品:高楼、桥梁、电线、电话线、路上的汽车、天上的飞行器,等等。”然而,这些表征人类智慧的技术进步,在给我们社会生活带来便捷、高效之同时,也在不断的推助社会系统的复杂化。更何况,无论怎样的技术进步也都不能消除社会作为一复杂系统所包含的不确定性,从而使得生活中的生命催难事件不仅没有因技术的进步而被削减,相反,各类生命催难事件在快节奏的社会生活以及不断恶化的生态危机中口渐滋长。也正是对技术的育信与科学的迷狂,当代社会生活中口益频繁发生的生命催难事件所导致的死亡或伤残,在主流的解释体系中常常删除了道德的解释维度。这种删除了道德与伦理维度的对生命催难事件的法制、技术与医学解释,虽然有利于人们从科学的角度明白事件的“真相”,但却将事件本身所具有的教育意义,以及可用于服务社会系统秩序再生产的功能消解了,也导致了生命伦理话语的失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