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所理解的灾厄是灾难与厄运的简称。神判之后，灾难降临与厄运的发生在某种程度上，其实是行动主体在自己认为的理性动机指引下，为抵达自己所设定的情境目标而对届时的秩序触动或冒犯时所支付的成本表现。因为作为社会成员，人人都生活在由各种文化编码所型构的秩序里。换句话说，当我们的社会行动形成了对所处场景中的既有秩序的触动时，都将受到某种难以预期的惩罚，这种惩罚在苗族村落社会这一文化场域中常被解码为持续出现的灾难与厄运。

               上海公墓,天逸静园,

    经受灾难与厄运的折磨，尽管常会让人的意志更加坚强，但也会让人穷困潦倒并痛苦不堪。如果这种痛苦能在苗族村落社会中获得人们的同情民怜悯，那么，这种痛苦则是一种美的形式。因为苗族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曾遭遇太多的磨难，进而使得痛苦事实上成了生活场景中的常态。在我个人看来，痛苦，尤其是情感上的痛苦往往成为激发苗歌创作意绪之源，这是因为几乎每一位知名的苗族歌师都有着经历生命之苦痛的相似经历。当他(她)以诗化的语言将生命之苦难与灾厄的遭遇进行诗化表述时，苗歌意境所传达的“痛苦美”便产生了。这种美是内心深处的情慷与意绪的浓缩，有强大的感染力。它常常作为一种文化的能量，并成为歌师对“他者”。实施情感暴力的工具。

    然而，如果相关的情感主体(事件当事人)所承受的痛苦与厄运是基于神判之恶果，即是一种遭遇神灵惩罚的呈现方式，那么，这种灾厄便难以得到人们的道德认同与伦理支持，只能被确认为一种“咎由自取”的报应方式。因为苗族村落社会中，人们对事件的解释始终掺杂着难以删除的道德及伦理维度。因此，尽管苗族人的情感表达中常以“痛苦美”作为主要的呈现方式，并且这种美有着极强的穿透力，但只有当生命的苦痛之源与人们期待的公平、正义、道德伦理没有冲突时，痛苦才有资格被诗化的语言进行提炼、升华与吟唱，并成为痛苦者进行情感喧泄的意义符码，获得人们的共鸣与同情。因一旦灾难与厄运的发生碰巧与神判发生关联，并在文化逻辑上成为神判后果预设的解释链后，灾厄事件就不再是“中性”或情性的生活事件，而是被贴上“恶性”标签的报应事件，因而也是他者所无法分担的灾厄事件。在这种文化生态条件下，人们对灾厄事件性质的有意丑化使得相关的当事人只能自己默黔承认各种道德压力，或者从宗教层面以悔罪的方式对痛苦进行降解。否则，相关的灾厄遭遇者只能陷入被社会群体无端冷落、厌弃的悲苦与悔恨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