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田吕氏29座墓

                                                                                           上海公墓,浦东公墓,天逸静园玫瑰园,

均为竖穴土洞墓〔图六〕，由竖穴墓道、封门、土洞墓室、壁完组成。墓道位于墓室最南端，东西两壁各设踏窝一列，墓室位于北端，与《礼记·檀弓下“葬于北方，北首，三代之达礼也，之幽之故也”所记三代墓葬坐北朝南的方位一致。墓室有单室、双室和三室三种，后两者一般以生土隔梁分界，墓室下挖较深，底部据现地表多在十几米以上，深者达十五米以上。墓室一般设有壁完，墓志放置于完内。吕氏成员均使用木质棺停，棺停一般南北向放置，基本已朽成灰状。从现存痕迹看，墓主多为仰身直肢葬，部分为屈肢葬。整体上看，竖穴土洞墓和木棺停的使用，是蓝田吕氏墓葬的突出特征。

    关中地区部分唐墓使用土洞形制，分为单室方形土洞墓和单室长方形土洞墓，主要为五品以下品官或庶人的墓制，其中长方形土洞墓在玄宗以后即756年至907年才开始为品官使用‘1)。但这些土洞墓多设有斜坡墓道，并使用砖棺床，与蓝田吕氏墓葬的竖穴和使用的木棺停完全不同。

    进入北宋，中原北方地区常见有小型土洞墓，早期北方土洞墓的使用者主要有一些品官、城市平民、农村的自耕农和儒生等社会上较有地位的人B}。关中地区北宋品官墓常使用竖穴土洞，如西安市长乐东路发现的吕远墓(964)为竖穴土洞墓，墓道四壁竖直，平面呈梯形，东壁南壁交接处挖交替踏窝汽西安长安区郭杜镇李唐后裔李保枢墓(1019)和李憬夫人宋氏墓(1086)为竖穴墓道土洞墓，侧壁或后壁开完放置墓志，延续唐代遗风飞西安西郊热电厂北宋淳于光墓(1034)为竖穴土洞墓气西安北宋范天佑墓(1049年去世，1075年安葬)为坐东朝西的竖穴墓道单室土洞墓，但因腐朽严重，葬具葬式不详‘>>另西安湖滨花园小区七座宋墓(<8>、西安南郊孟村九座宋墓(<g>均为竖穴土洞墓，但随葬品很少，墓主信息不详。新近考古发掘的西安北宋孟氏家族墓统一埋葬于宣和五年(1123)，五座墓葬均为竖穴土洞墓，墓道东西两壁设踏窝，葬具为木棺仕O)。孟氏家族墓在墓葬形制、墓道布局、葬具、随葬品等诸多方面与吕氏家族墓十分相似。

    根据考古发掘，新石器时代的墓葬一般为竖穴式土坑，商周墓葬普遍流行竖穴土坑墓，使用木质棺停，周代的棺停制度有着严格的等级“1)。吕大临曾引程颐《葬说》:“葬，须为坎室为安。’产2’司马光《书仪·穿扩》记载了宋代墓葬的两种类型:“葬有二法，有穿地直下为扩置枢，以土实之者;有先凿蜒道，旁穿土室，摔枢于其中者，临时从宜。n's3)其中“穿地直下为扩置枢，以土实之者”即为竖穴土洞墓，且他明确指出:“古者皆直下为扩，而上实以土也。”‘1)尽管从今天考古发掘来看，竖穴土洞墓与商周时流行的竖穴土坑墓存在一定差异，但在北宋人看来，“直下为扩，上实以土”的形制即为古制。而司马光提到的另一种“先凿蜒道，旁穿土室”之葬法，为北宋时期十分流行的斜坡墓道墓，此类墓多为砖砌，等级高者甚至用石质必，如司马光所说“或以石、或以砖为葬，仅令容枢，以石盖之”B}。相比之下，蓝田吕氏使用竖穴土洞墓，而非当时流行且更符合其家族身份的砖室墓，应有其特殊目的，且同时使用此类墓制的墓葬往往还随葬有仿古器，如西安北宋孟氏家族墓。由此可见，关中地区使用竖穴土洞墓有其地域传统，整体上呈现出复古的倾向，符合关中士人研学古礼的地域学风，但综合墓向、葬具、随葬品等多种因素来看，吕氏家族墓无疑是最为完备和深入者，呈现出对古代执着的敬意与追忆。

    蓝田吕氏使用的木质棺停，亦是周制墓葬的重要特征。《礼记》中详细记载了周代棺停之制，其中涉及材质部分提到:“君松停，大夫柏停，士杂木停。}4’柏停和松停皆用松柏之心，即所谓“黄肠”，为周制天子诸侯的葬具形制，士则多以木停，目前的考古发掘大体印证了这一记载。因此即便从未见过今天考古发掘成果中商周墓地的北宋人，亦可通过文献记载了解周代的丧葬之制。当然，北宋时期盗墓猖撅0古代墓葬不断被发现，当时可见的很多古器物都出自墓葬，如张邦基《墨庄漫录》记载政和年间发现比干墓，并得墓中玉、铜器，赵希鹊《洞天清禄集》记载浙江晋缘所得古器、春陵缘得古镜(<6>。这些频出的古代墓葬不仅使得古物重见于日，更为时人提供了诸多了解古代丧葬礼制的实物证据。除此之外，商周以来墓主人尸体多为仰身直肢，战国以后，黄河流域诸国不同程度上流行屈肢葬‘7}，吕氏家族墓目前可见尸骨的墓主多为仰身直肢或屈肢葬，基本延续周以来的葬制。

    此外，从墓底据地表高度来看，吕氏家族墓大多埋葬较深，且吕大圭、吕大忠和吕大临三人墓均设置空穴，其中吕大临墓设置两重空穴〔图七〕，作为防盗的重要措施。防盗是宋人建造墓葬时十分注重的部分，如朱熹曾记录当时葬礼“作灰隔’，以至“蛾蚁盗贼皆不能进”<8>。另据文献，古代墓葬多埋葬较深，如司马光曾指出使用竖穴土洞墓宜狭且深:“凡穿地宜狭而深，扩中宜穿。n}9}朱熹门人李守约曾道:“坟墓所以遭发掘者，亦阴阳家之说有以启之，盖凡发掘者，皆以葬浅之故，若深一二丈，自无此患，古礼葬亦许深。”(1)可见在宋人看来，古代墓葬埋葬较深，以防盗掘之患。因此，吕氏墓的这一做法，既为防盗，更为复古。

    蓝田吕氏的复古主张产生于北宋复追三代礼乐的时代背景之下，但相比于皇家侧重政治制度的礼乐建设，作为士大夫的蓝田吕氏在尊古复礼上有着不同的面向和特性。仅就吕氏家族墓而言，无论从

墓园的整体布局还是墓葬群的排列，先秦古礼为其主要的思想来源，尤其在家族成员墓葬规划的具体实践中遵照周礼的昭穆、宗子之法和衬葬观念，虽小有出入，但大体切合。竖穴土洞墓和木质棺停的

使用，既有地域传统，亦是其家族深惜古礼、一本于古的具体体现，正如吕大钧夫人种氏墓志所记:“凡丧、祭、冠、婚至于乡饮，相见之仪，莫不推明讲习，可以想见古风，关中士大夫纷纷仿效。’尸)蓝田

吕氏将古礼推行到实践层面，不仅著书言说，更身体力行，严格践行，这与吕氏仿古器实践中诸多似古非古的现象完全不同，关于后一问题将另辟专文讨论。吕氏复古实践中，丧葬实践和古器物实践

之间的差异呈现出不再单一且更为真实、丰富的蓝田吕氏，为我们展现了吕氏复古实践的不同层次和不同面向，也为审视北宋复古文化的多样性提供了重要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