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公墓,浦东公墓,天逸静园玫瑰园,

 蓝田吕氏墓葬群位于墓园北部正中，即神道中轴线的延长线上，并按照中轴线规律分布吕氏嫡系家族成员五代人共29座墓〔图二〕，其中20座成人墓葬，9座未成年人墓葬，自南向北横向分为4排，辈分明确、长幼有序。所有墓葬均为竖穴土洞墓，有单室、双室和多室几种形制。

    据吕通墓志，吕氏上世皆葬于河南新乡，因从吕董开始宦学于秦，故吕通于嘉佑六年(1061)首葬于蓝田县玉山乡李村之原必。又据吕董墓志，他曾嘱咐后人选址蓝田太尉原营建家族墓园‘。因此自吕董熙宁七年(1074)去世开始，吕氏家族成员死后均安葬于太尉原，而此前下葬的家族成员，如吕通、吕英以及大字辈成员早夭者吕大章、吕大受和吕大观，均于熙宁七年迁葬于此。

    墓主辈分由高至低南北排列，长辈居南，子孙辈居北，由南向北依次为祖辈、父辈、大字辈和山字辈。M8吕通夫妇墓位于中轴线正中，同位于中轴线居其后的分别为M9吕英夫妇墓和M12吕大圭夫妇墓，吕英为吕通嫡长子，吕大圭为吕英嫡长子，显然蓝田吕氏将家族始祖和嫡长子葬在中轴线上。从文献记载和墓志来看，无论从官阶还是学术影响上均为吕董一支显贵，但显然吕氏遵循以长子长孙为中心，突出嫡长子的大宗思想。

    横排上，第二排和第三排以嫡长子为中心，以左(东)为上，按照长幼顺序左右交互排列，如吕大忠为吕董长子，其墓葬毗邻吕大圭墓东侧，吕大防为吕董次子，其墓毗邻吕大圭墓西侧，大钧、大临、大观、大雅以此类推‘1)。第四排则呈现出明确的父子继承关系，子在父后，发掘报告认为大字辈成员子嗣均为单传是造成这一局面的直接原因气

    另有一些尺寸较小的墓葬，不在四排的主线上，而位于前三排墓葬侧后方，这些墓均为早夭或未成年者，如吕大章和吕大受为吕通孙，二人葬于吕通墓东侧稍后;吕汁、吕崛老分别为吕大忠和吕大防荡子，皆葬于祖父吕董墓后东侧;吕兴伯和吕郑十七均为吕大雅子，衬葬于吕英墓后东侧;吕麟为吕义山子，葬于吕大钧墓后东侧。早夭女子则葬于祖父墓后西侧，如吕义山早夭二女、吕锡山女吕文娘分别葬于祖父吕大钧和吕大忠墓后西侧。

    总体来看，吕氏墓葬群的排列呈现出:以长子长孙为中轴对称布局，由南向北按辈分由高至低排列，各辈不同排;前三排以长房嫡长子为核心、遵“左”为上;衬葬者按男女分别葬于祖父墓后左右等特征，整体上排列清晰，秩序严谨。这种墓地布局方式在北宋士大夫墓葬中处于怎样的位置，其背后又有着怎样的思想来源和丧葬观念呢。

(一)不同的声音:五音姓利说

    根据考古发掘，北宋时期士大夫家族常以“五音姓利说”规划墓地，正是吕董墓志中明确反对的“抹术家五姓语及浮图氏之斋荐者”，也侧面反映出“五音姓利”在当时的流行。“五音姓利”是根据音韵将各个姓氏分别归属于宫、商、角、微、羽五姓，再与五行生克相联系，用以推断阴阳二宅建造的方位吉凶。宋代皇陵的布局也受到五音姓利说的影响笠

    北宋墓葬采用“五音姓利说”建造者可见于白沙宋墓‘5}}日韩琦家族墓等，以韩琦家族墓地为例，该墓群共有5座砖(石)墓，分为2组〔图三〕，西侧一组M1葬韩琦和安国夫人崔氏，M3和M2东西并列，位于M1西南，分别葬韩琦长子韩忠彦及其二夫人吕氏、韩琦次子韩端彦;东侧M4和M5一组，M4为韩琦二夫人普安郡太君崔氏之墓，M5墓主不明，但应与M4墓主身份接近‘6>0 5座墓葬根据五音姓利的原则规划，M1为壬穴，M3和M2分别为庚穴和外庚穴，M5为壬穴， M4为庚穴。

    然而，不仅吕董，当时虔心礼学的儒学家也多对这种地理之书以阴阳术数规划墓地的行为颇有微词，如司马光就明确反对当时葬者“不厚于古，而拘于阴阳禁忌”(1)，指出“阴阳家立邪说以惑众，为世患，于丧家尤甚”‘2)。程颐也曾说道五姓没有古礼依据:“五姓之说，验诸经典，本无证据，古阴阳书亦无此说，直是野俗相传，竟无所出之处。n B'并明确指出:“世间术数多，惟地理之书最无义理。n`4'崇礼的儒学家们多提倡以昭穆之法规划墓葬，如程颐曾自述其家自祖父以后只用昭穆法(`5>，并著有《葬说》<6>，详述葬地之说与昭穆之法。而蓝田吕氏墓葬，正是昭穆法运用于墓葬具体实践的典型例证。

(二)儒家复古者:昭穆之制与宗子法

    从历史文献记载来看，昭穆制度为先秦宗庙制度的重要原则，古礼“莫重于祭n`T，如《礼记·祭统》记:“夫祭有昭穆，昭穆者，所以别父子、远近、长幼、亲疏之序而无乱也。n`8>郑玄注《周礼·春官·小宗伯》“辨庙桃之昭穆”云:“桃，迁主所藏之庙，自始祖之后，父曰昭，子曰穆。n`9'可见昭穆之制为古代礼制尊卑秩序的重要规范，汉唐以来礼学家对周礼宗庙昭穆之制研究不断，并依此制定当代天子以至诸侯的宗庙制度和祭祀之法。北宋时期，从太祖太宗开始，直到徽宗都曾多次商议庙制，详定当代皇帝的昭穆次第仕O)，正所谓“稽用古礼，著之祀典”

    除宗庙制度外，昭穆法同时用于墓葬制度，具体而言，主要用于周代公墓中。《周礼正义》记:“家人掌公墓之地，辨其兆域而为之图，先王之葬居中，以昭穆为左右。”又“凡诸侯居左右以前，卿大夫士居后，各以其族”，郑玄分别注曰:“昭居左，穆居右，夹处东西。”‘1)“子孙各就其所出王，以尊卑处其前后，而亦供昭穆。’产《周礼》大体勾勒出周代君王、诸侯之公墓按尊卑以昭穆为制规划，先为兆域之图。尽管今天考古发掘的周代墓葬尚未见到《周礼》记载中的整齐布局，未发现以昭穆为序的确证，但就北宋儒家学者而言，当时能看到的周代墓葬实例十分有限，他们关于周代的知识主要来源于文本，而《周礼》所记周人墓地采用昭穆之制，应正是北宋复古尊礼的儒家学者重拾昭穆之法规划墓地的直接动因。宋人从选址到墓地布局制定出一套理论，今日可见者有司马光的《葬论》《书仪》和程颐的《葬说》等。

    选址上，虽吉地也为儒家学者首要关切之事，但他们并不以阴阳术数择地，正如司马光称，“其吉凶尔，非若今阴阳家相其山岗风水也”}3}r“但风顺地厚处足矣”}4}。程颐也曾道，“卜其地之美恶也，非阴阳家所谓祸福者也”，“地之美者……土色之光润，草木之茂盛”，有五患不得不慎，即“须使异日不为道路，不为城郭，不为沟池，不为贵势所夺，不为耕犁所及”}5}。可见，在儒家学者看来，地之美在于其自然优握而非风水阴阳。吕氏选址蓝田太尉原，或正因其依山傍水、地势平易之自然富庶。

    墓地布局上，程颐《葬说》明确指出:“葬之穴，尊者居中，左昭右穆而次后，则或东或西，亦左右相对而启穴也。}}<6>书中绘有《下穴昭穆图》〔图四〕以图解文字，该图标示出以穴一为中心，穴二和三对称于左右，又左侧标有图注“第四穴或此下”，可推测第四穴也可以位于民、寅之间，即穴二西侧，而根据对称原则，穴五亦可位于戌、乾之间，即穴三东侧〔图五〕。吕大临曾拜于程颐门下，二程思想对于吕氏的影响自不必说。从已发掘的吕氏家族墓葬布局的排列方式来看，更是程颐所释昭穆葬法的具体实践，如祖辈吕通为尊者，故吕通墓居中，位于整个墓群中轴线的最南端，并以此为中心，第二、三排同辈墓左右交替排列。大字辈年纪最长者吕大忠之墓列于吕大圭墓东侧，正与《下穴昭穆图》中穴二位于穴一东侧相同。而位于穴一正南端的券台，或代表祭祀建筑，吕氏墓群最南端正是其墓前祭祀建筑所在。唯一不同的是，《下穴昭穆图》中尊穴位于最北，穴四、五、六、七两两一组依次向南排列，而吕氏墓葬群中尊穴M8吕通墓位于整个墓葬区最南，子孙辈依昭穆法依次向北排列。这一矛盾，或有其特殊原因。

    墓群中轴线上所葬者分别为吕通、吕英和吕大圭，吕英为吕通长子，且较吕董年龄稍长，葬于其父正后方自是理所当然;吕大圭虽为吕英长子，但在大字辈兄弟中年龄位列第四，吕大忠年龄最长，但显然吕氏在排列墓位时并非按照年龄长幼或显贵，而是依据宗法之嫡长子，因此吕大圭位于整个墓群的中轴线上，而非大字辈年龄最长者吕大忠，这也正是古礼宗子法的具体体现。

    宗子法为周代礼制的核心，北宋时期礼学家张载主张立宗子法。张载说，“管摄天下人心，收宗族，厚风俗，使人不忘本，须是明谱系世族与立宗子法”，“宗法若立，则人人各知来处，朝廷大有所益”(1)，并进一步指出，宗者，“以己之旁亲兄弟来宗己”，“宗之相承固理也，及旁支昌大，则须是却为宗主”，“以适长为宗”，即以嫡长子为宗主的大宗，但他并不排斥小宗B}。吕大临从学于张载，也力倡宗子法，曾与其兄吕大防合撰《吕氏家祭礼4，惜该书已不存。

    许雅惠援引《事林广记·大宗小宗图说》中收录的《家祭礼》一段:“古者小宗有四，有继称之宗，继祖之宗，继曾祖之宗，继高祖之宗，所以主祭祀而统族，后世宗法既废，散无所统，祭祀之礼，家自行之，支子不能不祭，祭不必告于宗子，今宗法虽未易复，而宗子主祭之义，略可举行，宗子为士，庶子为大夫以上，牲祭于宗子之家，故今议家庙，虽因支子而立，亦宗子主其祭，而用其支子命数，所得之礼可合礼意。”该文强调了宗子主祭的角色，虽然吕氏家庙因支子显贵而立，但仍由宗子主持祭祀，以合乎礼意

    吕大临曾在《蓝田礼记说》中指出:“宗子法久不行，今虽士大夫，亦无收族之法，欲约小宗之法，且许士大夫家行之，与异宫同财，有余则归，不足则取，及昏冠丧祭必告，皆今可行，仍似古法，详立条制，使之遵行，以为睦宗之道，亦无所害于今法，可以渐消析居争竞之丑，所补当不细矣。蓝田四吕为吕氏家族墓园建造的主体力量，宗子法久不行，大宗之法已不传，因此吕大临提出“欲约小宗之法”，且以嫡长子为主祭的宗法思想，正可见于吕氏墓园规划的具体实践中。另外，乡约亦是宗法思想和制度的重要体现，正如张载在《宗法》中倡导的“严宗庙，合族属”，而吕大钧曾撰有《吕氏乡约乡仪厂,，并讲会《乡约》，使得关中风俗为之一变，这正是吕氏践行宗子法的另一具体实践。

    吕氏墓地中，部分墓葬侧后方有衬葬。吕大临曾在《礼记解》中提到，“礼之衬祭，各以昭穆之班，衬于其祖”，应也适用于衬葬。关于衬葬，《礼记·丧服小记》记:“衬葬者不/} A宅，士大夫不得衬于诸侯，衬于诸祖父之为士大夫者。”郑玄注“衬葬，谓葬于祖之旁也”，孔颖达疏，“礼，孙死衬祖”，并进一步罗列出衬葬者类别:+荡与无后者，女女子未嫁而死者，出而归者，未庙见而归葬者”，依此比对，吕兴伯、吕郑十七、吕崛老、吕汁等未成年人的九座墓，墓主均为荡子;吕大章和吕大受虽成年但无后，因此与同为早卒但有子嗣的吕大观的墓葬位列不同;吕倩容虽已许嫁但未嫁而亡，因此这些成员的墓葬遵循古制皆衬葬于祖父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