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公墓,浦东公墓,天逸静园玫瑰园，

 陕西蓝田吕氏家族墓营建于北宋神宗熙宁七年(1074)至徽宗政和七年(1117)，是目前考古发现保存最完整的士大夫家族墓园。墓园主人的特殊身份使该墓备受学界关注，墓园从选址、布局到具体的墓葬排列和形制，十分规整讲究，充分体现了蓝田吕氏尊古复礼的思想。一墓园布局与墓地祭祀建筑

    陕西蓝田依山傍水，东邻秦岭，西邻骊山，南面濡河，北依临撞山，自古为地理位置优越的富庶之地。吕氏家族墓园位于蓝田县三里镇五里头村，坐东北朝西南。园内建有祭祀建筑‘1)、神道、石刻、兆沟等，北部为家族墓群。整个墓园北宽南窄，东西两边略收，平面呈倒置的酒瓶状〔图一〕，地势为东北高、西南低，即祭祀建筑所处地势较低，向墓群区逐步升高。神道和祭祀建筑位于整个墓园中轴线上，墓葬群沿中轴线对称分布，排列规律。那么，墓旁建祭祀建筑的方式在北宋是否流行呢?

    北宋与蓝田吕氏家族身份相当的有安阳韩琦家族和洛阳富弼家族，其中韩琦家族墓规格最高。据文献记载，韩琦墓由朝廷出资修建，宋神宗赐有《神道碑厂,，但因曾遭破

坏，目前可见的韩琦和富弼家族墓园并不完整。仅从考古发掘成果来看，未见墓前祭祀建筑，其中韩琦家族墓上建筑有一处照壁遗址和拜殿基址。

    北宋司马光家族墓虽未经正规系统考古发掘，但据记载和调查，神道、神道碑等尚存，墓东侧置余庆禅院，因而推测墓园原有祭祀建筑。蓝田吕氏家族墓发掘报告从墓园

选址、布局、墓葬群排列等角度将司马氏家族墓园和蓝田吕氏墓园进行对比，发现其中祭祀建筑的设置是两家族墓园的共同要素。可见，北宋墓园中建祭祀建筑虽非定制，但应有依据。

    在结束了“人鬼皆失其序”“先王之制度文章扫地而尽的五代乱世局面后，宋王朝亚待重建礼乐制度、回归先王之制。宋太祖开始即“治定功成，制礼作乐”，先后编纂《开宝通礼》200卷、《通礼义纂;100卷、《太常因革礼》100卷等，另自建隆讫崇宁，北宋六次改乐。全面系统的礼乐建设开始于仁宗朝，这一时期皇家主持编纂礼乐典籍，为皇家礼仪、祭祀活动提供参照，设立祭祀祖先的家庙即是复先王之制的重要一环。

    北宋时期群臣许立家庙，庆历元年(1041)仁宗诏:“功臣不限品数，赐私门立戟，文武臣僚许立家庙。’户继而朝廷制定了群臣立家庙的方案，包括不同品阶官员家庙的建制。但家庙一般建于都城，“其在京师者，不得于里城及南郊御路之侧”，如文彦博仿杜佑家庙，将家庙建于西京笠

    宋代墓地上的祭祀建筑，考古发现南宋品官及富庶大户墓园中多有遗存，称墓祠。此类考古发现虽少见北宋者，但见于宋人文集。陆佃在《永慕亭记》中记，熙宁三年，其友陈泽民葬其亲于州南龙塘之原，“而屋其墓之南向，以致孝飨，而命之曰‘永慕之亭”}<6>7再如程颐曾提倡:“既有墓祭，则祠堂之类，亦且为之可也。n 0'陆佃文中的“永慕亭”和程颐提倡的“祠堂”，应为墓地的祭祀建筑，虽不知此类建筑在北宋中后期是否流行，但至少并非罕见。

    蓝田吕氏墓园中的祭祀建筑始建于北宋。根据考古发掘，祭祀建筑遗址自上至下共有九层叠压，主要建筑遗址11座，遗址中出土的瓷片、陶片、建筑构件以及铜、铁钱最早为北宋时期，其中F11房址应是熙宁七年前后与墓园同时建成的最早期祭祀建筑遗址主殿(<s>，后毁于火，北宋晚期在原位上重建(F10)，经复原为面阔16.15米的五开间建筑。由此可知，吕氏建立墓园之初就建造了祭祀建筑。那么，吕氏这一做法是出于怎样的考虑，又源于何时的传统呢?

    商周以来祭和葬有着严格的区分，宗庙是祭祀活动的重要场所，一般位于都城内，死者的居所，毗邻建造，往往建于郊外。但据考古发现，商周时期已出现墓上建筑，应为享堂而墓葬则是埋葬也就是说，墓与而不再完全分野于郊与城，这一发现对汉代以来“古不墓祭”的观念提出挑战。先秦时期是否已出现“墓祭”，自汉代以来就有分歧，杨宽和杨鸿勋曾就此有过争论‘~。二人均认同先秦时期已有墓上建筑，只是就墓上建筑的性质是“寝”还是“享堂”有不同意见，杨宽主要依据文献，而杨鸿勋则以考古发掘为论据，认为先秦时期墓上建筑用于祭祀，尤其战国中山王墓的《兆域图》上明确自名为“堂”，更是有力证明。

    汉代已有墓上祭祀建筑称祠堂，这一点学界基本无异议。关于汉代墓上祠堂遗存，信立祥有详细论述。当然，在没有科学考古发掘的宋代，蓝田吕氏无法像今人一样看到这些墓上祭祀建筑实物，他们的古代知识主要来源于文献和当时偶然发现的墓葬盗掘品。在记述先秦礼制活动的文献中有关墓祭的记载很少，《周礼·春官·家人》记述“凡祭墓为尸”必，杨宽曾引用郑玄、贾公彦、孔颖达等人对此句之注疏，认为古代礼制只在墓旁祭祀地神，没有祭祀墓主}3'。蓝田四吕深惜古礼，对于古代礼书多有钻研。《宋史·艺文志》收录郑玄《古礼注》17卷、《周礼注》12卷、《礼记注》2。卷、《礼记月令注》1卷等(}4'，孔颖达《正义》14卷、《礼记正义》70卷‘5>、贾公彦《仪礼疏》50卷、《礼记疏》50卷、《周礼疏》50卷(<6>，以上礼书想必四吕都曾研读，因此对于汉唐礼学家“凡祭墓为尸”的注疏应该并不陌生。司马光《资治通鉴》“熹平元年”记事中引用蔡琶“古不墓祭”的看法(<,>，蔡琶曾在《独断》中提出:“古不墓祭，至秦始皇出寝，起之于墓侧，汉因而不改。; <8>即自秦始皇开始墓旁建寝。一般认为，陵墓祭祀始于东汉明帝举行的上陵礼，如赵翼曾指出:“盖又因上陵之制，士大夫仿之皆立祠堂于墓所，庶人之家不能立祠，则祭于墓，相习成俗也。n'9'朱熹亦曾提到:“墓祭非古，虽周礼有‘墓人为尸’之文，或是初间祭后土，亦未可知。’产O)这一观点明显受到了贾公彦和孔颖达注疏的影响。至于吕氏是否认同“古不墓祭”的观念，根据现有材料无法推断，但至少可以肯定的是，在北宋文人知识系统中，汉代已经流行墓祭，且已有在墓所建祠堂的实例，正如司马光所称，“汉世公卿贵人多建祠堂于墓所，在都邑则鲜焉”仕‘)。根据朱熹的记载，“今风俗(墓祭)皆然，亦无大害，国家不免亦十月上陵”仕”，可知至迟在南宋时期，墓旁祭祀已成风俗。

    那么，对于蓝田吕氏来说，“士祭其先”‘1)，这一时期的北宋士大夫多仿唐制，将祭祀祖先的宗庙立于京师，到了朱熹时代的南宋，墓旁祭祀建筑已十分流行，而吕氏家族墓所处的北宋中后期，正值转折的关键期。蓝田吕氏选择在墓旁建祭祀建筑，或与前文司马光所述“汉世公卿贵人多建祠堂于墓所”有关，且蓝田吕氏家族墓和司马光家族墓为目前仅见在墓地建祭祀建筑的北宋实例。无论墓祭产生于商周还是汉，对于北宋人，均属于“古”的范畴，而在墓前建祭祀建筑，亦是吕氏身体力行复古实践的重要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