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时期，随着佛教的传播发展，寺院在丧葬活动中的参与度大大提高。唐代佛寺随着世俗化的趋势而成为多数俗众可以接受的寄殡托葬之所，这一现象已经引起士人们的反对。到了宋代，寺院在丧葬活动中的作用更为显著。创置功德寺也一度成为风尚，如司马光所言:“凡臣僚之家，无人守坟，乃于坟侧置寺，吠以微利，使人守护种植而已。部分文献中记载赏赐功德寺的事例在考古材料中也得到了印证。北宋名臣王拱辰曾受赏得建功德寺，《续资治通鉴长编》载:“乙亥宣徽南院使王拱辰乞依二府例，赐坟寺救额，岁度僧一人，诏日以拱辰历事三朝，累经内外，清要繁剧，特从其请，不得为例，又赐方团金带，拱辰辞之。1976年王拱辰墓在洛阳伊川县被发现，出土了一方墓志。墓志记载:“上眷其旧德，锡以毯文方团带，及许坟垄建寺，皆辅臣例也。可见建功德寺是臣子有功、荣耀受赏的体现，也是大臣们争相效仿的事情。

                   天逸静园,上海公墓

    以往关于功德寺的研究中，对功德寺出现的原因，相关论述大都认为宋代普遍建立功德寺，是因为当时家庙衰微，功德寺是作为祠堂家庙的替代品出现。如《宋代功德寺研究》中言，“既然家庙制度没能施行下去，那么宫僚贵族们便只能寻找其他的场所来祭祀祖先，“坟寺所司一是守坟、二是祭祠。笔者认为，从现存功德寺实例来看这一看法或许有失偏颇，功德寺与祠堂应该是同时存在的。

    余庆禅院位于山西省夏县，是司马光墓所属的功德寺。李志荣曾对余庆禅院现存的建筑、碑刻进行过考察。寺内现存元丰八年(1085年)《救赐余庆禅院碑》一通，记载司马光向哲宗请求创置功德寺一事，“昨承蒙除门下侍郎。先世坟墓并在陕州夏县，欲乞于侧近创置一僧院，以余庆禅院为额。未修盖间权令本县崇胜寺僧行照管所有，每年剃度行者一名。亦乞依例权度本寺行者，候盖院了日却拨归坟院……喋奉救依所乞特赐余庆禅院为额……，可以确定余庆禅院的性质是功德寺。同时也可以看到，虽然司马光本人对佛教十分排斥，多次撰文批评社会大众拜佛烧香，史料中也有其反对仁宗为永昭陵建功德寺的记载’‘引。但本人却也无法免俗，建功德寺余庆禅院，此举正是因为功德寺已经成为官僚贵胃荣耀身份的象征。

    根据李志荣对余庆禅院的布局描述，寺内没有供奉祖先灵位的地方。所以余庆禅院应该仅用来举行佛教斋荐仪式，与祠堂关系不大。而调查报告中也指出，"1986年底整修温公墓园时，曾经初步探知温公父兄暨温公三家外有神墙遗迹，神墙南正中有建筑基址，其外东侧有一较大的建筑基址，有较厚文化层，含较多的宋代瓦当和其他建筑构件，当为仆碑时破坏之遗迹”。《朱御史修复宋温国公司马先生碑祠记》中记载在余庆禅院原寺后旧有二祠，“皆卑隘，其前又障以僧寺”，禅院内现存一口元代铸钟，刻有“解州夏县司马温公坟余庆禅院僧尊宿志心，第二尊宿宝口口行口口口口，现住持僧福容助缘满院大众等祝延圣寿皇口口岁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国泰民安，这些都说明了对于司马光墓而言，功德寺与祠堂是同时存在。

    范仲淹范氏家族有两处功德寺，分别位于洛阳的褒贤显忠寺和苏州的自云寺。洛阳万安山佛寺初名为“法会寺”，在范仲淹逝世时，宋仁宗赐“褒贤显忠”的匾额，更名为“褒贤显忠寺”。《重修河南范文正公祠记》载:“宋魏国范文正公葬伊闽万安山下，其子忠宣公置祭田八百亩。熙宁开创褒贤显忠寺以奉香火，然而祀事未备也。可见褒贤显忠寺的建立，仅是作为功德寺供奉香火，做佛教法事，但“祀事未备”说明它并不具备祭祀功能。

    关于苏州自云寺，文献中也明确记载了其与祠堂家庙的关系。《范氏家乘·碑记录》中《重修忠烈庙记》记载:“公，苏人也。曾祖徐国公，祖唐国公，考周国公皆葬苏之天平山。庆历四年，文正公以本家松揪，实藉此寺照管，奏请为功德院，改律为禅，世度僧守焉。作祠于寺之右，以奉祀事。祠堂位于功德寺的右侧，作为“奉祀事”的场所，而功德寺本身并不具备祭祀功能。《范文正公文集》卷8《清宪公续定规矩》(1210年)明确记载了天平山功德寺的功能:“天平功德寺，乃文正公奏请追福祖先之地。为子孙者，所当相与扶持，不废香火。”进一步说明了功德寺是作为佛教法事追荐祖先而非如祠堂一般祭祀祖先的场所。且在皇佑二年(1050年)范仲淹写给其兄长的书信中提到“今令魏佑押职田钱并影堂材植去，及带匠人……仍请三月半葬事，夜作水陆斋一会，别书牌子，供养自家祖宗先亡。表明当时祠堂中有影堂的存在。北宋程颐曾说，“庶人祭于寝，今之正厅是也。凡礼，以义起之可也。如富家及士，置一影堂亦可。可见，影堂也是祭祖的场所。

    由此可以看到，对于范氏两处功德寺，洛阳褒贤显忠寺与苏州自云寺都没有祭祀祖先的作用，且功德寺都与祠堂、影堂等设施同时存在。结合余庆禅院、褒贤显忠寺与自云寺的例子可以看到，宋代祠堂是存在的，功德寺并不具有祭祀功能，更大程度上是以佛教活动追荐祖先的地方，祭祀还是在祠堂、影堂内进行。且此三例都表明祠堂独立于功德寺之外。

    除此之外，也有将祠堂建于功德寺内的。江西金溪的周氏，宋时曾设立隆兴寺作为功德寺，将祠堂放在法堂的东边，“即法堂之东，立祠堂以奉先世祀”。福建阳村宋绍定五年(1232年)《李氏祠堂之记》载:“买田建寺名日凤林，而寓李氏祠堂于其间，犹余家之长居也。《余氏重修功德禅林寺尚书公祠堂记》载:“公残于宋太平兴国四年己卯(979年)二月二日，既残之后，能动其响灵，人畏之若神焉。寺僧恭敬奉为伽蓝，法堂之北创祠堂五间，中奉公像，夫人黄氏配。

    综上所述，以往观点认为宋代功德寺出现是因为“家庙不兴”，或认为功德寺兼具佛教法事与祭祀功能的观点均有失偏颇。宋代进行佛教法事、功臣邀赏借以彰显地位等应是功德寺出现的主要原因。

    且宋代功德寺与祠堂往往同时存在，功德寺为做佛教法事追荐祖先的场所，而祠堂才是祭祀之处。祠堂与功德寺的位置关系则有两种情况，祠堂或独立于功德寺之外，或建于功德寺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