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现发掘的宋代墓葬来看，尽管由宋代开始理学的建立，“由国家与士绅两方面合力推进的文明扩张，以及文明扩张所带来的思想观念与社会生活的深刻变化，生活化、家庭化的绘画主题已经在宋以及辽的广大区域的墓室中，取代了唐代以前的幻想世界的神抵和追忆墓主出猎、巡行的仪仗为中心的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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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这还等于说宋代人普遍在“文明”的熏陶下放弃了成仙思想，宋儒的种种规劝和和理性的诱导并未被改变人们对死后成仙这一古老思想的狂热追求，深受佛道思想影响的宋代一般阶层深信人死后要面对上天人地业转轮回的命运。“因为精英和经典的思想未必真的在生活中起着最重要的作用，尤其是支持着对实际事物与现象的理解解释与处理的知识与思想，常常并不是这个时代最精英的人写得最经典的著作.在生活中真正起作用的是在民间流传、口口相授以及风俗等构成的一般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故“成仙”这一自古以来人们的追求，在宋代仍然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具有吸引力，但这时期人们对“仙境的想象已不再单单是汉代西王母、东王公统治下的精神世界，而掺杂了佛教的西方净土世界、道教的天庭观念，甚至是人间的宫廷生活等等，重新构成了人们对于来世或者仙境的总体期待与想象”。}is}由于宋是多元信仰，人们对于仙界的认识具有不确定性，故宋墓中对于仙界的图像象征并不是很明确，更多的是借助于瑞兽、祥云或“朱户甲第”楼阁参差的画像来表述，这一点我们可从很多宋墓中得到明证，如清水上邦乡苏山墓在墓室四壁上部饰以“天马”“丹凤”“飞天”“瑞鹿衔草”等瑞兽画像砖雕，天马是汉以来认为的祥瑞之物，汉武帝目睹天马后作诗云“天马来，开运门，辣予身，逝昆仑。天马徕，龙之媒，游间阖，观玉台”。而祥瑞在墓中应该是作为天的象征出现的，是天的有机组成部分，铜镜在宋墓处于墓室顶部也是墓中设计的天界的一部分，受中国道教成仙思想的影响，铜镜在两汉时期将其作为一种祥瑞之物，同时也是道教道士修炼的重要法器，从汉代铜镜中的铭文可见一斑。如“尚方作镜真大好，上有山(仙)人不知老，渴饮玉泉饥食枣，浮游天下遨四海，寿如金石”，这些铭文反映当时人们祈求长寿、成仙的神仙思想，汉唐时期，铜镜与成仙相关联的思想更是得到了加强，宋代由于道教内丹术的盛行，镜的地位逐渐下降，一些思想流人民间，对文学、民间宗教及信仰影响较大。而宋代恰好在民间一般阶层，出现对墓葬狂热的装饰，宋儒对丧葬礼仪的重新规定并未很快被所有人所接纳，对墓葬的倡导也是渐渐影响到一般的礼仪习俗和社会心理，故我们看到的是“与精致于阔的贵族文化相对应的生长与华闹市之内，勾栏瓦舍之中的野俗低趣的市民文化的兴盛”。市民文化和发展导致乡村的一些士绅，追求现世生活的新的世俗世人生观使其更加向往成仙，相信人死后肉体可以飞升，如记载宋元明时期道教符篆咒术的《道法会元》中便有古镜化真人的方法，“以正月一日或三月三日、五月五日、七月七日、九月九日起首，清净斋戒，人室东向平坐，以古镜一面明莹者，左手持镜，右手握固凝神定息，严具衣冠，存思已形，明照熟认，再择庚申、甲子日子时人靖室，依前端坐，即不用镜，通过默念神咒即可道气满充，化为真人”。故铜镜置墓顶天界位置的第三层功能是与宋人世俗的成仙思想密不可分的。

    从墓葬的历史来看，墓葬的设计者往往要通过许多象征性元素把墓室转化为墓主人心中所期待的许多层“世界”，故墓葬中无论是画像砖，还是其他明器，它的意义往往是多层的，只有通过这些多层象征才能表达出一个造墓者或墓主人心中所设想的“理想世界”。清水宋墓墓室顶部正中置铜镜承载了墓主人极其复杂和美好的愿望，从构建微缩的宇宙到辟邪和成仙，这种象征性的观念为墓主人来世的“幸福”提供了有效的保障，也成为当时丧葬观念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