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服务对象的不同。中国传统丧葬具有明显的针对性，根据服务对象的不同，选择不同的葬制。本地居民葬礼一般由亲族中人安排，“家必专莹，宝必独穴，无族葬或公墓之制”。;会馆、公所所设家舍多以同乡、同业为主要服务对象，很多同乡团体的寄枢章程中都规定，以本籍旅沪同乡为限，籍概不收寄”。，附设的义家埋葬的多是无力运枢回乡的旅沪人士;同仁辅元堂和普善山庄等慈善团体专门收埋马路无主尸棺、浮盾。租界内的公墓主要为在沪的各国外侨提供服务，但并不排斥华人，如1935年至1937年，就有49名华人基督教徒葬于虹桥公墓内。。公墓制的服务对象比中国传统丧葬的服务对象更加广泛。

              浦东玫瑰园,玫瑰园公墓,天逸静园玫瑰园,

      (二)殡葬方式的不同。中国历史上主要有五种殡葬方式:土葬、火葬、水葬、天葬、悬葬，最普遍的形式是土葬。上海地区由于地理环境的特殊性，虽以土葬为主，但川沙、崇明等临海地区还有一种特殊的殡葬方式，即:葬棺三年后，将棺中尸骨检出，装人瓷中，封盖重葬。。各种丙舍、义家仍以传统的土葬为主。租界中的公墓兼用土葬和火葬，静安寺公墓从1898年开葬，到1937年抗战前，共葬6327扩，其中火葬 1044扩。，占总葬数的16. 5写，1937年当年的火葬数甚至超过了土葬数。从公共卫生角度来看，土葬是直接将尸体放人棺内埋葬，天长日久，木制尸棺和尸体都会腐烂，是环境卫生的巨大隐患。1924年，广东大本营建设部长林森就指出:“吾国埋葬之俗，误解慎终报本之义，于硷饰务求其厚，于坟场务尚其阂，耗有用之财，夺生产之地，停馆浅葬，尸骸暴露，风日蒸扬，则秽恶尸气漫于空气之内;雨潦浸润，则腐化尸质混人饮料之泉，小则妨碍健康，大则酿成疫病，在常人每多不察，而其害实无比伦。”。火葬是将尸火化后，骨灰存人盒中，消灭了疫病的传播源，明显优于土葬。而且，租界内公墓的棺制较小，还有以铅为材质的，墓穴统一规划，每穴所占面积较中国传统墓穴小，这一点对市区土地日益紧张的上海城市来说，也是尤为重要的。

    (三)管理体制的不同。家舍一般由同乡、同业会馆的理事会或慈善团体的董事会管理，对于理事会或董事会成员进行政策倾斜，如经常务理事会通过或理事长许可，可以免费寄枢;董事会成员及其家属可人超等殡舍寄枢等等，这些规定人为地将殡葬分成三六九等，殡葬管理尚未走上现代管理渠道。山东路公墓在租界建立后，一开始由非官方的“上海公墓管理委员会”管理，由于没有固定经费，逐渐有人不敷出之忧。1866年，公共租界工部局在卫生处设公墓股，这是上海第一个殡葬行业的行政管理机构。以后，法租界公董局的公共卫生救济处也负责公墓管理事宜。租界的公墓从自发走向现代行政管理。

    (四)丧仪的不同。外侨每遇葬事，一般发布告周知亲友，葬礼举行之时，工部局医官和各种殡葬服务人员均需到场，各司其职。公墓内备簿籍，“载明某人葬埋地段及方向记号，备家族或关系人查阅之便。由神职人员或教友主持人硷仪式，人硷后即举行人葬仪式，所有人员衣着庄重、神情肃穆参加葬礼。人硷、祭奠、人葬都以简单、庄重为基调，表达生者对死者的纪念与哀思。中式葬礼从报丧、入硷，到祭奠等等，均有各种相应的繁杂仪式，这些都是传统文化的体现，无可厚非。关键是对丧仪的重视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导的是停枢不葬、浮盾、厚葬久丧等各种陋习，与现代社会极不相称，沪上的“大出丧”更是将庄严、肃穆的葬礼变成一出“闹剧”。两相比较，生活于都市中的的上海人自然会呼吁“络绅先生”仿“西国墓场”，“提倡”公墓。。另外，公墓设于市郊清静之地，远离市区;家舍一般居于市中心区域，与居住区混杂。

    公墓与传统家舍相比，地理位置更加合理，服务对象更加普遍，殡葬方式更加科学，管理体制更加现代，丧仪更加简单。对一个有数百万常住人口的近代都市来说，家舍与居住区混杂，不仅妨碍公共卫生和城市公共设施建设，也有碍观瞻和市政管理，折射出的是传统与现代、生者与死者两对矛盾，如何既改造传统习俗，又不触动社会秩序的稳定?如何既满足各个阶层的安葬需求，又不妨碍城市的发展?这是上海市政府面临的一个棘手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