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社会人们的活动范围有限，但这不妨碍人们想要认识所处的空间和疆域。不仅是地理学家关注和研究华夏大地上的山川河流，堪舆学家也想要将微观风水格局纳人宏观的天子地理大势中，以阐明其意义。上文所述唐代的僧一行和杨揭松是其时很有名气的堪舆大师，朱熹本人虽不专门从事堪舆，但对堪舆有着浓厚兴趣，并掌握相当的堪舆知识。这或许会让我们以为，唐宋时期才开始有个别堪舆术士开始关注整个华夏大地上的山川形势，但事实上人们对山川风水的兴趣产生得很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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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相地主要针对选择埋葬之地和居住之所，选择的标准来自于古人对生存环境的认识和基本物质生活的需要。墓地的选址主要注意干燥、不易被流水冲蚀、不易受到野兽损害，如《吕氏春秋·节丧》篇所言，“故凡藏必于高陵之上，以避狐狸之患、水泉之湿”。藏，即葬也。同时根据生产实践和生活经验，人们认识到在依山傍水、山坡向阳的地方建宅，既光照充足，又可抵挡冬季北风，还方便取水、采集和狩猎。而这些对生活环境的选择，体现出的就是人们最初的风水观念。
一家一户选择居所尚有要求，立国建都更有多重标准。《诗经·公刘》中有公刘“逝彼百泉，瞻彼溥原，乃涉南冈，乃靓于京”“相其阴阳，观其流泉”相地为都的事迹。《管子·度地》也有云:“故圣人之处国者，必于不倾之地。而择地形之肥饶者，乡山，左右经水若泽，内为落渠之写，因大川而注焉。乃以其天材，地之所生利，养其人以育六畜。……此谓人命万世无穷之利，人君之葆守也。”《管子·乘马》指出:“凡立国都，非于大山之下，必于广川之上，高毋近早而水用足，下毋近水而沟防省。因天才，就地利，故城不必中规矩，道路不必中准绳。”从《管子》来看，立国建都的选址有这样几个标准:1、地质稳固坚实;2、高度适宜，靠近水源;3、土壤肥沃，适合耕种养殖，这几项基本要素具备的地方才更适合生产生活，这也是长治久安的基础。《汉书·晃错传》与《汉书·沟渠志》中也有类似的营邑立城要考察水土的思想。这些文献体现的是古人择葬、择居的朴素标准，也体现了早期风思维的核心内容，围绕的中心就是寻找合适的山和水，用堪舆学的术语来说就是“形势”。形势说的堪舆观念源远流长，到唐宋时期发展成为占主流地位的堪舆术。在这个过程中，如上文提到的僧一行、杨药松以及一些伪托名家著书立说而不知其名的形势派堪舆家，不再只着眼于微观的山水形势，而是着眼于整个华夏大地上的宏观地理形势，将古老的地脉观念、择葬择居的山水理念与地理上的山脉条列相结合，形成一个网罗天下山水、宏大而富有气魄的风水理论一一龙脉说。
为何将脉称“龙，’?“指山为龙兮，象形势之腾伏’，“龙者何?山之脉也。山脉易以为龙名?取其如龙之神也。……至若土乃龙之肉，石乃龙之骨，草乃龙之毛，穴有五色者，乃龙之心、肝、脾、肺、肾也。”古人以“龙”称脉主要是出于象形，龙的形象与蜿蜒的山脉最为相称。承袭《太平经》时代看待地脉的观念，人们将无生命的、静态的山脉想象为有血有肉、腾飞在华夏大地上的巨龙，充分体现了古人富有诗意的想象力。人们将不同形势的山川想象为不同形态的龙:
龙之元微，先式三奇，曰赴，曰卧，曰蟠。形势低昂，相其潜飞，以指其要，为寻龙之机。
其赴者，正履端操，一起一伏，肢腕冀辅，如经丝摆练，直婆边幅，趋长江而垂垂。其外者，横亘磅礴，迂徐惬息，不枝不挺，如长虹隐雾，连城接垒，枕澳诸而迟迟。其蟠者，坑蜓蛆蜻，首尾交顾，周回关镇，如杀带缠绕，旋根错节，临湖洞而规规。《管氏地理指蒙》是晚唐或宋代术士托名风水大师管格而作。其中直接将山称为龙，并且用丰富华丽的辞藻描述山的不同形态。风水术士将山龙的形态详细地记述下来，这就不仅仅是一种比拟，主要是为了从理论层面指导他人寻龙探穴。龙脉学说认为，山和人一样，不是孤立地存在世上，而是拥有“六亲”，且长幼尊卑有序，因而一座山之前会有太祖山、太宗山、少祖山、少宗山及父母山。“太祖山，指那些高大异常、跨州连郡、延绵数百里的大山或名山，最小亦须冠于一邑一方，高耸云霄，天阴时有云雾生山巅。少祖山，指穴后数节的大山，又叫主山、主星。父母山，指穴后一节的山。父母之下，落脉处为胎，其下束气处为息。再起小山头为孕，结穴处为育。”④龙脉就是连接它们的脉络之山。山的长幼分别不在于地质上形成的早晚，而在于离始祖山的远近，离祖山越近的山就越老，离祖山越远的山就越年轻。在堪舆学说中，一座山的祖山作为聚气中枢，要气势雄伟，才能有充足的吉样之气通过龙脉源源不断地传送至龙穴处，在此处营建屋舍或是陵墓，才有绵延不绝的福气与富贵。这样一来为华夏大地上的群山找一座最雄伟高大的山作为祖山就非常必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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