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载:契丹皇帝“居有宫卫，谓之斡鲁朵;出有行营，谓之捺钵”。因此，所谓营卫组织，主要包括斡鲁朵制度(宫卫组织)和行营制度(即捺钵)。姚从吾先生指出:捺钵与斡鲁朵的区别，是定期停留的宫帐与出行时居止的宫帐。关于斡鲁朵的语义，史书记载有以下几种说法:“居有宫卫，谓之斡鲁朵”，斡鲁朵，宫也’，，“斡里朵，官府治事之所”。由此可知，斡鲁朵包含以下三层含义:一为宫卫之意:二为宫、行宫之意;三为管理斡鲁朵民户的官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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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斡鲁朵制度，所涉及的就是辽代的宫卫组织。而斡鲁朵的含义，系指宫、行宫或宫帐。这与蒙古语中(WOrdu)的含义是完全一致的，主要指固定的宫帐。在这一点上台湾学者姚从吾根据蒙古人的斡鲁朵解释契丹的斡鲁朵有一定的道理。而李锡厚先生则认为蒙古人的斡鲁朵与契丹人的斡鲁朵之间存在着很大差异，甚至说:“蒙古人用自己的制度来解释辽朝的制度，并不完全符合辽朝的历史实际。”李先生的结论可商榷。笔者认为，元人撰写<辽史》是比较接近历史实际，因为蒙古人与契丹族同时生活在北方草原，他们的生活方式以及信仰习俗等很多方面基本一致，都是草原游牧方式。问题是，把当时草原人共同的游牧(nowbow)习俗与统治者的行宫(wordu )习俗的读音用汉语来拼写时出现了差异，这与在元朝以后的蒙古历史学中存在的问题是一样的。所以，从语言学角度去分析辽代捺钵和斡鲁朵是很有必要的。其实捺钵在蒙语中是指游牧生活的动态过程，而斡鲁朵是指捺钵的固定点，即宫帐，它们之间是相互依存的关系，是草原游牧文化的动静过程。但由于捺钵在辽代成为统治者的政治制度以后，特别是到了辽代中晚期，捺钵和斡鲁朵在原有的意义上多了些政治的因素，成为了政治制度或机构。捺钵成为四时巡行的牙帐，斡鲁朵成为契丹皇帝久住的宫卫以及政治活动中心。但其游牧文化特有的民族特色并没有减弱。
四时捺钵虽然是契丹皇帝的游猎活动，但它与契丹族的政治活动有密切的关系。据《辽史》卷32《营卫志中》载:“皇帝四时巡守，契丹大小内外臣僚并应役次人，及汉人宣徽院所管百司皆从。汉人枢密院、中书省唯摘宰相一员，枢密院都副承旨二员，令史十人，中书令史一人，御史台、大理寺选摘一人启从。每岁正月上旬，车驾启行。宰相以下，还于中京居守，行遣汉人一切公事。除拜官僚，止行堂帖权差，侯会议行在所，取旨、出给浩救。文官县令、录事以下更不奏闻，听中书锉选;武官须奏闻。五月，纳凉行在所，南、北臣僚会议。十月，坐冬行在所，亦如之。
北、南枢密院是辽代最高行政机关，故以北、南面称之。“北面治宫帐、部族、属国之政，南面治汉人州县、租赋、军马之事。n [ l4)辽朝建国后虽然也设有五京，但皇帝处理国家政治大事多在捺钵。.冬、夏两季:辽朝召开两次大政会议;春、秋两季皇帝来到春水、秋山。(图2)皇帝四时巡察，由契丹大小官员和部分汉官启碑同行，但两次议政会议后，即春、秋捺钵时，大部分汉官返回中京居守，处理汉族事务。这也明确显示辽帝实行一国两制:不是由辽帝“自行统治”或“转委汉族大臣统治”。他们都在辽朝的统一管理之下，只是“因俗而治”而已。实际上也可以说，辽朝政治活动中心在四时捺钵，不在五京。
四时捺钵随着时间的推进和国家状态的发展，也发生着不断的变化。它是动态的，一直到辽朝灭亡，统治者也没有采取从根本上放弃捺钵习惯的措施。所以，辽代的捺钵反映着辽王朝兼具“行国”和“城国”两种特色的政治体制的发展与变化的过程。四时捺钵的时间也在被不断地压缩，它原来所具有的紧凑性和连续性的特征在一步步地消失，越来越成为了一种仅具象征的修饰，到了辽晚期以后，逐渐变成“春山秋水”。
辽朝的京城之制就在皇帝的四时捺钵不断发展和不断运动的过程中逐步的完善起来。契丹虽建设了五京，但由于其采用的城国与行国兼备的国家体制特点，京城中的一些城市也仅成为控扼一方，统辖州县，治理汉人与渤海人的一方重镇，尤其是西京与东京，其军事作用明显地突出于政治、经济作用之上。五京的兴建，更主要地体现了契丹人“因俗而治”国策之下的区域管理的原则，使五京先后成为了集中一方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的中心。五京和捺钵制度一样，是辽朝兼具城国和行国特色的国家体制的突出表现，它们都是辽国历史的重要组成，“朔漠以畜牧射猎为业，犹汉人之韵农，生生之资于是乎出。自辽有国，建立五京，置南北院，控制诸夏，而游田之习，尚因其旧。如张舜民说:“北人打围，一岁各有处所，正月钩鱼海上，于冰底钩大鱼;二月三月放鹊号海东青打雁;四月五月打糜鹿;六月七月，于凉淀坐夏;八月九月打虎豹之类，自此直至岁终，如南人趁时耕种也。”⑧两种政治体制的揉合，当然更主要的是必须首先完成两种经济生活方式的融合。
四时捺钵不单是有辽一代契丹之制，而且在金元时期女真、蒙古族中也相沿不衰。只是金元时期从四时捺钵逐渐演变成春秋两个捺钵，但其基本形式和功能没有改变，直到清朝，热河避暑，木兰秋猎，以及解放前北京近郊一些苑囿的营建兴修，似乎也是这种制度的遗风。其所以如此，恐与地理条件有关，这些民族同起塞北，均属北方游牧民族，生活方式类似，习俗活动也很相近。现在内蒙古草原上牧民还在保留捺钵游牧生活方式，即夏捺钵和冬捺钵。
总之，捺钵文化是与契丹早期游牧生活的随时迁徙的旧俗有着密切联系的草原游牧文化。我们谈辽代捺钵文化时，除了它在政治上的功能以外，不得不谈它的独特草原游牧文化(生活)特征。捺钵文化是契丹等游牧民族草原文化，它是民族文化和地域文化的融合体，民族性、地域性、游牧性和变异性是其基本特征。契丹族捺钵文化就是以“契丹”为族称的这一社会群体，在北方草原特定的生存环境中，于社会生产实践活动中所形成的群体共同观念的表现形式。它汇聚了当时诸族团文化的精华(即适应其群体的生产、生活的部分)，是一个多源合流的文化凝结体;从而，形成了一种“契丹”色彩的草原文化的新风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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