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捺钵”作为一种活动习俗,是指辽帝在一年之中所从事的与契丹游牧习俗相关的营地迁徙和游牧射猎等活动。它不是辽帝的刻意创造,而是一项自然而然的存在,是在辽初期“因俗而治”体制下的客观延续。捺钵制度是由契丹传统习俗发展而来。随四季的变化,逐水草而迁徙,是契丹人在游牧和渔猎生活中养成的习俗。辽朝建立后,皇帝依然四时游猎,在游猎之地设置行营。由于捺钵是春夏秋冬四时进行,也称“四时捺钵”。辽诸帝四时捺钵的地点,前期变化较大,大抵到了中期才固定下来。
“捺钵”为契丹语音译,在汉译中出现了“纳拨”、“纳钵”、“纳宝”、“纳巴”、“刺钵”等不同的写法,但表达的基本意思是一致的。《辽史》卷31《营卫志上》总序说:“出有行营,谓之捺钵”《辽史》卷32《营卫志中》明确指出:“四时各有行在之所,谓之‘捺钵’。可见,捺钵就是行营,是春夏秋冬“四季皆有的行在所”。仔细推敲,两者意义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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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捺钵还有许多大同小异的解释,如住坐处、行帐、纳钵、纳宝等。[51过去,对四时捺钵制的研究,常常是从政治制度的视角进行判断,通常把它看作是契丹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一部分特殊制度。一般认为从穆宗开始,辽圣宗时制度化,终辽之世,一直沿袭而未改。很少从文化模式的视角来研究它。不过,傅乐焕先生早在1942年所写(辽代四时捺钵考》时,已经注意到了这一点,他最先提出契丹捺钵文化的概念。我国台湾著名学者姚从吾先生和赵振绩先生也对四时捺钵有所论列,并推崇傅乐焕先生早年的研究成果。
由于蒙古族是唯一比较全面地保留了北方游牧民族文化的当代少数民族。他们在生活方式以及信仰习俗等方面都与契丹族有很多共同之处,捺钵习俗也不例外。因此,从语言学角度来分析“捺钵”的涵义是非常重要的。纳巴(naba),在当代蒙古语中仍含有射猎的意义。故陈述先生等将契丹的捺钵制度视如清朝的木兰围场,无疑是正确的。另外捺钵在蒙古语中(nowbow) [e]还有“游牧”、“行在’,、“迁徙”的意义。这与宋人的记录中,将契丹捺钵之意,记录为“住坐处”、“行宫”或“行在”[9]是基本一致的。从学者们的研究成果来看,当时的契丹语和蒙古语在读音和意义上有很多共同之处,这说明在同二个环境里共同生存的北方游牧民族在语言和习俗等方面有很多相似之处。
捺钵的本意“随水草,就败渔,岁以为常”,由于契丹族是游牧民族,便一定要逐水草,牵就淀泊,故四时各有行在之所。这些逐水草而形成的“行在所”(或叫行营),用契丹话说就叫“捺钵”。捺钵文化在蒙古语里是游牧文化的意思,其本身就是一种早期的游牧、游猎文化,所以契丹人的衣食住行以及信仰习俗都由这种游牧行为方式所决定的。我们从上述语义中可以看到捺钵的动态性、地域性和民族性特点。
辽帝的四时捺钵,与契丹早期游牧生活的随时迁徙的旧俗有着密切联系。隋唐时期,契丹人在祭祀父祖时唱的:“冬月时,向阳食;夏月时,向阴食;使我射猎时,多得猪鹿”的歌词,就是对他们冬月就温、夏季就凉的生活习惯的自我描述。而在游牧社会中,射猎败渔是人们食物来源的重要补充。《辽史》卷31《营卫志上》总序说:契丹“有事则以攻战为务,闲暇则以败渔为生,无日不营,无在不卫;立国规模,莫重于此。又说:“契丹故俗分地而居。,r[Il](376)可见,契丹人的渔猎生活已深人人心习以成俗,构成了一代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即契丹捺钵文化。
在人烟稀少、广阔无垠的大漠草原上,游牧状态下的人们的社会生活,必须注重人与人之间的协调配合,必须依照一定的规律来形成有组织的移动,否则任何一种小的团体或个人的单独存在都是极端危险的。人们或以家族、氏族的形式集中于同一营盘,营盘与营盘之间又必须有密切的协调,而这一切,都更多的是依照人们共同接受的生活习惯来加以约束的,即使是在行国状态下的游牧民族政权,也仍然离不开社会规律和生活习惯对部落人口的约束。
另外捺钵文化又与北方民族的尚武精神有关。契丹游牧民族,长期生活在平地松林一带,既娴习于射猎,熟能生巧,又长于战斗,其活动能量为中原民族所不及。北方游牧民族往往以其尚武精神,威胁着中原的农耕民族,常常带来灾难,当然也因新力量的刺激,新血液的输入,引起民族精神的再生与重复振兴。说明辽朝契丹族尚武精神和创造能力。正如《辽史·营卫志》中说:“始制部族,各有分地”。“胜兵甲者,即著军籍,分隶诸部详稳统军招讨司。”“番居内地者,岁时田牧平莽间”。“生生之资,仰给畜牧;绩毛饮渲,以为衣食。”“故家给人足,戎备完整”;“虎视四方,强朝弱附。从上可见契丹人习于渔败射猎与富于战斗的尚武精神之一斑。
从某种意义上讲,辽代皇帝很重视“四时捺钵”制度,特别是圣宗以后,捺钵之所也像首都一样,具有一定的政治统治中心的功能。(10](87)也就是说,契丹族早期普通的游牧打猎生活方式—捺钵在建国过程当中逐渐成为一种特有的政治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