墓地最早的作用是掩埋死者身体,以免暴露于荒野受到动物的侵扰。后来先民意识到墓地的选择还要考虑地质水文的影响,因而墓地多选在一些高悬干燥的位置,如山洞、高原。后来随着等级观念和家族墓地的出现,人们对墓地的选择产生了新的左右因素,例如风水和等级。汉武帝“独尊儒术”之后儒学逐渐成为中国社会的主流思想。在儒学的大力倡导下,风水和儒学特别是宋明理学之间相互融合,形成了独特的风水理论。风水之术在丧葬中的反映主表现在墓地的选择上,墓地选择多有左凶右吉、男尊女卑、左阳右阴等一些方位风水上的考虑。
又曰:“卜其宅兆,而安盾之。”以是为感慕之所也,魂神之宅也。朝市贸迁不可知,石泉颓啮不可常,是其谋及卜笠,庶无后艰,斯则备于慎终之礼也。后代葬说出于巫史,一物有失,便谓灾及死生,多为妨禁,以售其术,附妄凭妖,至其书乃有百二十家。
上海公墓,上海天逸静园,浦东公墓,上海墓地,

这里虽然说的是傅弈对丧葬迷信的反对,但也从侧面反映出风水术对唐代人葬地选择的影响。墓地的选择因为官员品级的不同而有不同的规定。唐朝规定五品以卜称卜葬地,六品以下只能称篮。中国人选择墓地主要是希望借助风水流通转合的力势来影响后世子孙的前途命运,邝山历来就被看做是安神的最佳地点,因而许多官员在临死之时都会告诫子孙,让其死后归葬邝山。
奉慈亲之教命,求先宗之宅兆,谓不忘本,三月而言,归于洛也;必以从宜,五月而卜,居于汝也。既口口夕,未逗营辨,龟笙是谋,岁时仍阻,即以其年闰九月十七日权安膺于河南府洛阳县河阴乡亡山之原。
这是一个典型的卜葬地和葬日案例。在墓地选择上无论是官员还是平民百姓多钟爱洛阳北邝这一地方。自古就有“生在苏杭、葬在洛邝”的说法,北邝地区有东汉、曹魏、西晋、北魏四朝十几个帝王的陵墓及皇族、大臣的陪葬墓,总数在千座以上。据《唐代墓志汇编》的记载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北邝这一地区成为众多官员、百姓、僧尼死后墓地的第一选择。很多人不远千里,不惜耗费人力财力也要归葬北邝,因为北邝山地势平坦,北面紧邻黄河,背山面水,非常符合风水术的堪舆之说。
来俊臣秉弄刑……久视元年八月,乃丫制曰:故左卫大将军、右羽林卫上下、上柱国、卞国公泉献诚··一奄岁未周,当须改卜,式加缉礼,以慰营魂。可赠右羽林卫大将军,赐物一百段,葬日口漫幕手力。”-
至翌日,上令中使膊绢布六百段,仍问卜葬之所。二子口奏;父母遗愿,并请归衬先莹。优诏曲临,便允所请。
这两则例子体现了唐代政府对于官员墓志选择的影响。武后当政时期为了消除李氏的影响,重用像来俊臣一样的酷吏,许多李氏宗室和肪骨大臣被诬陷杀害。泉献诚作为李氏王朝的功臣良将,也难逃被冤杀的噩运。到武则天统治后期,随着局势的稳定武后改变统治策略,许多李氏旧部功勋的冤案在此时得到平反。泉献诚一案也得到昭雪,隆重地改葬加礼自然不在话下;刘潜去世后玄宗敦使弟祭,询问选择葬地的问题,其子请求遵从父亲生前遗愿,归附先莹。从墓志可知最后刘溶和妻子合葬,归衬在其父亲墓莹的旁边。由此可见政府对于官员葬地的选择是有影响的,但这种影响不会是限制性的,它会充分尊重官员的选择。
另外墓地规格和内外的装饰在唐代也有极为细致的规定,体现了尊卑有序的等级观念。墓地之中的各种装饰都有着形制、大小以及其他各方面的区分,通过坟高、碑刻、碑褐石兽等的不同可以很直观的体现官员墓葬的等级差别。
一品荃地,先方九十步,今减至七十步;坟先高一丈八尺,减至一丈六尺。二品先方八十步,减至六十步;坟先高一丈六尺;减至一丈四尺。三品墓田先方七十步,减至五十步;坟先高一丈四尺,减至一丈二尺。其四品墓田先方六十步减至四十步;坟高一丈二尺,减至一丈一尺。五品墓田先方五十步,减至三十步;坟先高一丈,减至九尺。六品以下墓田先方二十步,减至十五步;坟高八尺,减至七尺。其庶人先无步数,请方七步,坟四尺。
碑揭石兽篇:五品以上立碑,璃首龟跌,高不得过九尺。七品以上立碑,圭。首,方跌,跌上高四尺。其兽等,三品以上六事,五品以上四事。
诸营造舍宅、车服、器物及坟莹、石兽之属,龄令有违者,杖一百。虽会赦,皆令改去之;坟则不改。
等级不同的官员在丧葬规格上是有严格规定的,越礼者即被处以残酷的刑罚。此外,很多官员的墓地或墓地建材为政府拨付,这对逝去之人是一种极大的尊荣。
救遣民部尚书、营国公唐俭、尚书工部侍郎卢义恭监护丧事,又遣银青光禄大夫行中书侍郎杜正伦持节弟祭,又赐以秘器及荃地一区,并立碑纪德。前后蹲赠二千段。丧葬所须,并令官给。诏遣尚书礼部侍郎令狐德芬、水部郎中文纪持节册赠特进,谧曰恭公,礼也。粤以其年十月廿二日陪葬于昭陵侧之东所。
十一年卒,太宗深悼惜之,废朝一日,赠太常卿,谧曰康,赐葬地于昭陵。
此中明确提出“又赐以秘器及莹地一区”,“荃地”就是官给的墓地,两则材料最后都是赐给昭陵墓地,亦属于官给墓地之中的崇高荣誉。
法师早丧所天,因息从还访故里,得张氏姊,问莹陇已平矣,乃捧遗枢,改葬于西原,高宗救所司公给,备丧礼,尽饰终之道。
只藏法师即著名的“唐僧”,其出家之后追思已故父母,改葬时官给墓地和丧事所用。从中可以看出玄类法师父母因子而贵,即使死去多年依然能够获得莫大的哀荣。
赐博五万口,为师造身塔,高册尺。
唐代社会文化多受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影响,塔葬在这一时期也普遍流行。此处虽然未给予墓地,却赐给了造塔所需要的博,这种塔在佛家看来也同样起到了坟墓的作用,因而在这里赐博亦可看做助葬的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