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人对停枢不葬之风曾有详细的分析，罗振玉在评价《相地指迷》一书时曾说，停枢不葬之风，“前人辞而辟之，详矣尽矣，然未有汇为专书者”，罗氏所指大概为阴阳相地之专书，而事实上，停丧不葬问题在清代被众多学者官宦详尽的论述过。不仅有林世榕所著《归厚录》、孟超然居丧时，以正闽俗丧葬之失着《丧礼辑略》二卷、伤不葬其亲者作《诚是录》一卷，其它很多给绅仕宦都不同程度的提出过对停枢不葬习俗的注意，如陈确著《葬论》;张履祥著《丧葬杂说》、《丧葬杂录》对停丧不葬都有过入骨的分析。

                            天逸静园,上海公墓

    这些典籍、著述及地方习惯调查对停枢不葬的弊端和成因都有详尽的探讨。比如《元典章》曾分析闽中停枢不葬的原因在于:年月未利;下地未得;贫乏不能胜丧。司马光曾在考察停枢不葬时看到:丧亲者久而不葬，问之，曰岁月未利也;又曰未有吉地也;又曰游宦远方，未得归也;又曰贫，未能办葬具也清代乾隆之师朱轼曾分析停枢不葬原因有三:一曰家贫不能葬。一曰不得葬地。一曰时日不利。曾任江苏按察使的丁口昌也总结过江苏停枢不葬的原因:一曰尚奢华;一曰谋善地;一曰择吉期。闽越龚一发在任河南虞城县知县时，曾对虞城县士民停丧不葬做过调查:县属士民，或拘于禁忌，或拘于堪舆，因循怠缓，往往久而不葬，皆曰岁月未利也，曰未有吉地也，曰贫未能便葬具也。而对于台湾停枢不葬习惯的调查显示，台湾停枢不葬的原因主要是:(甲)迷信口师之说，未觅得吉口;(乙)迷信堪舆师之说，未觅得吉地;(丙)子孙远行未归;(丁)无力埋葬;(戊)孝男因分配家产发生纠纷。又被人杀害而凶手未归案亦可视为原因之一。

    停枢不葬之风地域分布如此之广，可见其具有普遍的社会意义，其弊端和成因都是为社会所关注的，总结相关材料，其成因大抵有三:

    一则惑于风水，选择吉地。清人惑于风水之说，拘于堪舆之论，为了谋善地、觅佳城，往往一时不得善地，则迁延数世不葬。如《清诗铎》中称“死者停枢谋佳城”，甚至“延师破巨万”也是为了求堪舆之师寻找吉地，社会中因此出现了“我家停有三四棺，先祖父母先考姚。蹬跄不葬皆有由，穷乡难觅好风水”。此外，嘉应风俗“葬惑于风水之说，有数十年不葬者。江苏省停丧之风亦由“谋善地，拘于堪舆之说，牵于祸福之私”造成，导致世人“求一山而奔驰终岁，购一地而产破中人，寻龙指穴，锢惑若狂。”

    二则惑于日师，选择年月。为了挑选下葬的吉日，避开与一家人犯忌的时日，往往数年、数十年都选择不出一个吉时利口。如闽中，停丧不葬，动经一、二十年，有一家累至三四枢者。问之则曰:年月未利……云云。《诸罗县志》有下列记载:礼三日而殡，三月而葬，闽俗多惑青鸟日者家言，既择山水形势，又择年月日时，为子孙求福利，于是有停枢在家，暴露郊野，数十年不葬者。不惟闽台，江苏省也有因为选择吉时吉日而迁延不葬的，为了避开与家中生人不合的日子，很难挑出所谓下葬的吉时。“择吉期，信方向之顺逆，辨支干之吉凶，一家数者犹易也。如其子孙繁衍男妇众多，一一推排，期于尽善尽美，偶有不利，即阻举行。因生人一日之不合，致亡者一岁之不安。”

    三则盲目厚葬、贫者无力营葬。山西风俗“民死贵厚葬，歉即停枢以待，不葬者五万有奇”。146顺治十年癸巳，陈确曾得知倪元璐之丧已近十年而未葬，谙其子，其子曰:“举此须二千金以上，故难之。”陈确叹曰:乎!葬如是其费也，死不若不葬之愈也!辟养生者必口食万钱以为孝，则为人子者殆矣，而父母亦且必不得食矣!”而江苏风俗也是历来重视厚葬糜费，“殡埋之费，累百盈千，彼此夸耀，里间以为饰终尽孝，寒素之家欲尚俭，则俗党贻讥;欲从丰，则货财无措，遂至迁延时口，有累数棺不葬者，有累数世不葬者，不知扫地而祭，亦足告虔，负土成坟，惟图尽礼。”湖北亦有厚葬之风，湖北郧西县虽僻处万山，俗尚淳朴，但唯有“出殡一节，独尚奢华，延僧诵经，遍请戚党，斋筵酒食，罗列堂前。具此者则为孝子，反此则群相垢厉”可见，社会普遍的盲目厚葬，导致人子不敢轻易营葬，想要从丰，力有不逮;一旦从简，则不仅被乡党讥笑，甚至被斥为不孝。陷入两重矛盾的贫家子孙，选择停枢不葬亦是一种必然。

    历来儒生、给绅、仕宦在谈及停枢不葬习俗时，几乎都是持反对、批驳、斥责的态度。他们的驳斥主要从两个方面，一是认为停枢不葬是违礼行为;二是认为停枢不葬置亲枢于暴露，是不孝行为。但是民间却在这样一种批判的环境中大行停枢之风，丧亲者不惜背负“不孝”的骂名停亲枢而待，另外停枢之风的存在是无论区域、无论贵贱，甚至无论贤愚的。一些饱读诗书之士也不免为其所累，“有读书明理之人，牵于俗见，力不能为，宁停枢暴露，即奉官府明文，亦置若圈闻”。清代的李光地为了葬父母及葬妻，迁延二十年之久

    其实，停枢之人未必不知停枢之非礼与不孝，《清史稿》中记载了孝子徐大中的事迹:徐大中，湖北潜山人。潜山俗重风水，大中丧母，盾棺居室傍未葬。乾隆四十七年，县大水，啮前和，失其尸，大中大坳。水初退，求尸于沙中，得一足，袜败犹未尽，色余黄，其母敛时装也。大中抱足泣，路人见者语曰:“去此二里许，树上悬尸，湿绵裹，缺一足。”奔视良是，但脱颐下骨，负归改敛。忽有人若丐入其家，曰:“吾拾得颐下骨。”取与合，人传为异。学官欲上其事，大中曰:“我久不葬母，乃道此祸，我天地间一罪人耳。举我孝，于及时葬亲者谓何也?”坚却之。徐大中不敢妄取孝名，也是深知自己久不葬母，实在是一罪人，可见，当时之人其实是认可停枢为不孝行为的。那么，在一个崇尚孝的社会，在一个孝治的天下，他们为何甘愿背负不孝的骂名而行停枢不葬之风呢?除了以上分析的原因之外，是否还包含了一种潜在的社会心理，或者是否暗示了社会大众对于孝的另外一种含义的理解，最终决定了对停枢不葬的抉择?

    民间大多数人视厚葬为孝，如《教孝条约》所言:“殡殆大事，疏忽者谓之不孝，吝费者亦谓之不孝……总之，老亲多病，切须早为留心，不致临期仓卒。棺木衣裳俱当从厚，而制度尤宜精详。一旦家贫无力厚葬，也不愿薄葬其亲。这在他们既是为了防止邻人耻笑，又是为了以全孝道。于是，厚葬则为孝子，薄葬则为不孝。但是如果无力厚葬，又不愿薄葬，该当如何?唯一的办法是只能选择暂且停枢不葬，等待口后家资丰盈再行厚葬，如阳城俗葬亲欲厚，恒有贫而停枢口望厚葬者。但厚葬又是导致停枢的一个原因，让父母尸骨流于暴露，也被给绅仕宦们驳斥为“大不孝”。如此以来，民俗认为薄葬为不孝;而士绅多认为停枢为不孝。当两种孝不能相全时，是速葬之孝更重要，还是厚葬之孝更重要?对于孝子来讲，是杜百姓邻人的悠悠众口更重要，还是取得给绅仕宦的理解更重要?最终，民间做法常选择停枢不葬作为避免薄葬的一种权益之计，可以说，这种选择是造成了民间停枢不葬之风难以遏制的重要原因。这种选择揭示了一种社会心理，即俗的看法重于上层社会的看法，民众的习惯力量强于给绅仕宦的劝谕力量。在一个民间普遍崇尚厚葬为孝的社会里，即便是士绅官宦反复强调薄葬即可、尽心为孝，反复斥责停枢为大不孝，然而，由于民人更加在乎自己所处环境对自己的评价，因此宁愿背负被士绅官宦斥责不孝的罪名，亦不愿背负被邻人左右斥责不孝的罪名;宁愿承担违反律令被杖责的后果，亦不愿承担为乡党所垢厉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