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诸帝在各自的遗浩中都对各级官府的发丧事宜做出了安排，如太祖遗浩言:“诸道节度、观察、防御、团练使、刺史、知州等，并不得辄离任赴缺。闻哀之日，所在军府三日出临释服”⑧;太宗遗浩中又增加“应在外臣僚不得擅离治所，只于本处举哀”，真宗遗浩也沿袭此例;仁宗在遗浩中改前例为“在外群臣只于本处举哀，不得擅离治所，成服三日而除”，此后诸帝遗浩皆固定此例。然而，朝廷虽已尽力维持基层官府的照常运转，但皇帝离世依然会造成政府各部门的短时停摆。各级官府为先帝发丧之时，百姓若有事仍然面临所求无门的境遇。

                       天逸静园,上海公墓

    北宋皇帝去世后方才选择陵址，而在选址之时符合规制的吉地极有可能已被旁人所占用，如司天监勘定永定陵时便将部分属于前饶州团练使杜彦建的田地划定于内，最后则“占杜彦建田十八顷”。而假若选定的陵址范围内已存有民墓，则需将民墓尽数迁，如神宗为英宗建陵时便曾下诏:“山陵地内有坟墓者并等第给钱迁葬，无主者以官钱徙于官地葬之”;哲宗还曾以“不便国音”为由“迁去永裕陵禁山民壕一千三百余”。在君主专制体制和传统君民体系下，官府强行迁坟、占有民田的行为显得理所应当，而普通百姓也只能毫无怨言地服从于掌权者。北宋营造皇陵对人民生活的影响可谓非常之大，“建造、维护山陵扰乱了生产、生活的正常秩序，不利于生产的发展，加重了人民的困苦”。

    “尊者邱高而树多，卑者封下而树少”，西汉之时天子墓前便有种以松柏的传统，至北宋时则专设柏子户培护柏树。皇陵所需林木本应移自附近山林，但因此举“颇甚扰人”，真宗便设立柏子户专职收集柏子，然后种于“滨河隙地”，等到其生长繁茂后再移于陵内。清人王先谦曾日:“灵户，非地名也，盖即守家户，《宋史·礼志》谓之柏子户”，可见柏子户即属于皇陵的守陵人员。北宋朝廷一般以近陵民户充任柏子户，但有关柏子户的史料并不多，仅知柏子户的户数终北宋一世未逾百户，尽管柏子户的日常工作实际上为轻松，但由于柏子户身负陪护大行皇帝的特殊使命，其享有免两税和其他差役的特权，因此诸多富户总是想尽办法“窜名籍中，以规避摇役”，以致景佑四年(1037)有臣上书言道:“诸陵及会圣宫见占柏子户稍多，并是上等人户，影毕差役，乞行相度减省”，于是宋仁宗便针对此种情况实施了减放政策:“诏河南府省诸陵柏子户，永安陵、永昌陵各留四十，永定陵五十”，并取消了一些优待条件，可是最后承受损失的依然是普通底层百姓。康定二年(1041)，端明殿学士李淑在视察永安县(今河南省巩义市芝田镇)时发现柏子户同时应付差役和应奉陵寝的困苦，回京后遂上言:“欲乞应柏子户并依旧额添足，凡有缺补，只得差第三等以下户。如此，地无可以修奉，豪户不能庇依”，此后柏子户的问题逐步得到解决。

    北宋皇帝丧事对民众生活最主要的影响还是大行皇帝丧期内的一些禁忌事项。大行皇帝丧事期间，民众要遵守的禁忌颇多，其中影响最深者为三项:一是禁乐，皇帝离世后“京城内外民庶自举哀至衬庙，合行禁乐，外路民庶等禁乐百日”，而且自仁宗丧事以后，每逢三年丧之“小祥、大祥、谭除之时，旋行禁音乐”;二是禁屠，如治平元年(1064)三月小祥前便曾命“禁屠十日”，但“屠”不仅指宰杀牲畜，还包括对犯人的死刑判决，每逢三年丧之大祥前后开封府瓷内皆“停决大辟”;三是禁嫁娶，如元符三年(1100)“礼部请依故事，内外臣庶军营至谭除后，文武臣僚之家至山陵衬庙毕，并许嫁娶”，可见皇帝离世后禁止嫁娶也是北宋一代惯例。

    如此多的禁忌事项，所表现的不仅是对大行皇帝的悲切追思和对臣民逾越礼制的防范，更是在现实中体现出了一种君尊臣卑民贱的礼仪等级意识。在这种等级意识之下，君主权威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从而导致任何人、任何事在大行皇帝丧事的面前都显得无足轻重。元丰八年(1085)，尚书左仆射王建离世，礼部奏请应为其“举哀成服”，但因“大行殡”而未获许可。王建出身北宋望族华阳王氏，二十岁登科人仕，在其四十余载的官宦生涯中为相十年，此期间内凡事皆惟皇命是从，严守奉旨办事的规矩，以至于被时人讥为“三旨相公”，但是即便是愚忠到丧失政治理想的王建在森严的礼仪等级下仍未能获得相应的尊重。

    大朝会是皇帝确认统治合法性的重要仪式，起源自秦汉，北宋于正旦、五月初一、冬至日举行大朝会，行朝贺之礼。正旦朝贺不仅规模大，还举行宴会，故朝贺与宴会合称朝会。不过，即便如此重要的大朝会也会在皇帝丧葬期间停罢，如太祖离世后，开宝九年((976)“冬至不受朝，以太祖梓宫在殡故也”;太宗离世后，至道三年((997)以冬冬至“不受朝，以丧制中故也”;真宗离世后，乾兴元年(1022)冬至“不受朝，丧制故也”，并且“自是至天圣二年皆然”;神宗离世后，哲宗即位，“礼部言:至、正旦在谅筒，当罢朝贺”，最后仅让群臣在东上固门、内东门奉表称贺。可见，具有如此重要政治意义的仪式仍然无法与皇帝丧事相提并论，姜锡东先生依据北宋大朝会的举行次数呈现出的递减态势，再通过考量冬至南郊罢大朝会的各种情况，进一步指出这其实表明了北宋对礼仪的轻视态度⑩，但是若将其同北宋皇帝的丧葬礼仪结合起来进行分析，无疑也从侧面反映了北宋皇权至高无上的礼仪等级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