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的皇帝，不仅生前享受至高无上的尊贵与奢华，死后也要通过豪华的丧礼和宏伟的陵墓来彰显皇权的至尊。而支撑这些奢华礼仪的，则是民脂民膏的耗费。北宋皇帝的丧事也不例外。

                        天逸静园,上海公墓

    北宋的常备军建制极其庞大，禁军与厢军最多时达一百二十万之众，北宋皇陵的修筑人员便主要来自于军队，但《永定陵修奉采石记》载:“募诸道兵士、工匠，来赴力役”;宋仁宗永昭陵营建时，“用定陵故事，发诸路卒四万六千七百人治之”;英宗永厚陵营建时“诸路转运司和雇石匠四千人”，待到为哲宗永泰陵开采石料时还“募近县夫五百”。可见，营造皇陵除需差遣军队外，还需招募专门的工匠，并从皇陵附近的州县征发平民以充力役，而这种力役无疑加重了寻常百姓的生活负担，不仅耽误了个人和家庭的生产生活，而且役夫的人身安全也无法得到保障。

    皇陵役夫的伤亡情况在诸多史料中少有记载，仅知营建宣祖安陵时隧道曾有过塌方，且“役兵压死者二百人”。不过，《永泰陵采石记》详细记载了当时皇陵役夫的患病情况:“凡役兵匠九千七百四十有四，取石既移，惧役兵疲困而功不时集，复请募近县夫五百，傅悉挽巨石，以讫其事。然属连寒气，自京都逮于四方，人多疾疫，而况大山深谷之间，岚雾蒸郁，朝暮被病者宜甚。是时药食及筱籍之具无一不备，仍分处太医各稗诊治，日且躬行巡视，由是病者千七百余人，而不可治而死者盖亦百厘之二，逃者才五十人耳”。从中可见平民所服劳役之重和工作环境之恶劣。此外，《永泰陵采石记》还记载:“患前此兴作而死者皆留座山中，及功毕往往不复完掩，今仍奉制悉给钱焚，收置敛具，以归其家。居山土人皆云，每至久积阴晦，常闻山中若有声役事之歌者，意其不幸横夭者沉魂未得解脱逍遥而然乎?”其中进一步表明役夫为山陵开采石料时多有死伤，且死者“往往不复完掩”。

    北宋诸帝虽在遗浩中皆明言“山陵制度务遵俭约”，但皇陵营建所需开销仍是极大，英宗永厚陵营建时内藏库出钱三十万贯已算是俭约之举。仁宗永昭陵营建时，三司曾“乞内藏钱百五十万贯、纲绢二百五十万匹、银五十万两，助山陵及赏责”，但随后还是因经费不足又请求再拨十五万贯钱以助山陵。三司使、少府监及诸路转运使主要负责营建经费和物资的调度事宜，皇陵营建经费的主要来源是内藏库和诸路转运司，但仅倚靠官方财库根本无法负担如此庞大的支出，因此只得敛财于民，从而在无形中加重了平民百姓的赋税负担，而地方官吏也总借机强加摊派，行贪腐之事。叶春芳先生曾对北宋皇帝山陵所费进行了深人的考查和研究，其认为山陵花费分为直接花费和间接花费两个方面，直接花费不仅包括向来关注较多的陪葬品和营造费用，还包括一直研究较少的其他开支，如人工开支(雇佣工人、役夫、力士等)、凶器制造(棺材、冥器及凶仗等物)和陵寝的维护费用等;间接花费的各项支出则历来不为人所注意，虽然各项支出不如前者巨大，众多项目合计起来耗费也相当惊人，如丧服制造、吃喝宴饮、看经施利钱、加官晋爵(加食邑、食实封)、度僧道并赐田钱、赐遗留物和诸军赏给及各种杂赐等。其通过探讨北宋皇帝丧葬对经济影响，进而得出结论:“修奉山陵与北宋的积贫积弱有着直接的关系。

    北宋的统治群体十分清楚国库银钱在根本上乃是取自于本国百姓，因此其在敛财于民的同时也避免竭泽而渔，如仁宗曾下诏日:“应山陵，逐项钱帛粮草及使用什物，并官为办给，不得科率人民”;英宗也曾下《昭陵不得科率人民诏》日:“沱徒众兴，调费百出。虑征蒜之横起，伤俭素之遗闻。感发至怀，重申前训。应山陵一行，并逐项合用钱帛粮草，及凡百动用物色，仰三司、转运司，并须孽画般肇，及将官物修置供给，不得科率差配人民”;太宗、仁宗以及神宗也皆曾发布过类似的诏书。不过，“诏虽下，然调役未尝损也”，山陵营建过程中相关官员贪腐情况屡查不绝，最终还是由平民为统治群体的奢侈与浮华买单。但是，朝廷也会对受皇帝丧事侵扰的民众进行一定的经济补偿，如宋真宗便曾降下德音:“缘山陵役民，赐租有差”;宋仁宗也曾经“镯山陵役户及灵驾所过民赋租”;宋哲宗在所降德音中也提到“民缘山陵役者镯其赋”，以减轻普通百姓身上因皇帝丧事所产生的额外负担，但是，羊毛出在羊身上，宋代皇帝丧葬所耗费的人力物力财力，最终无不由民众负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