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西丧葬习俗能够对高昌墓葬产生影响，其根本原因是两地在五凉时期处于同一政权统治下，并且两地间的人口流动频繁。

                     天逸静园,上海公墓

    首先，统一的政权是河西丧葬文化对高昌产生影响的基础条件。五凉时期高昌地区属于河西政权管辖范围内，前凉、后凉、西凉、北凉、北凉后遗政权都在高昌设郡。吐鲁番地区自西汉就属于中原政府管辖，汉通西域后，神爵二年(前60年)在吐鲁番交河城置屯田校尉。汉元帝初元元年(前48年)改屯田校尉为戊己校尉，此后不久治所迁至高昌。公元327年，前凉在吐鲁番地区设立了高昌郡，河西及临近的高昌地区，均属于前凉的统治范围。直至北魏于太延五年(439灭北凉后统一了北方，北凉后遗政权先立于酒泉，后移到敦煌，不久进入高昌，直到460年被糯糯所灭，河西与高昌均属于同一政权统治下。“长期隶属于河西政权的高昌郡，在文化上与河西有着必然的联系，因此其文化面貌表现出较多的一致性。

    其次，河西向高昌的人口流动是丧葬习俗产生影响的主要原因。高昌自西汉时即有大批的汉人迁入，或屯田或定居。东汉时期人口也不断往高昌迁徙。此后，西晋、前凉、后凉、西凉、北凉都在高昌设郡，由于此时期中原战乱，大量人口为躲避战乱往西迁徙。从中原开始的自东向西的迁徙，必然先经过河西，再到达高昌。黄文弼在《吐鲁番考古记》中记载了吐鲁番出土的一块墓志，为高昌大将张雄次子张怀寂的墓志，《张怀寂墓志铭》记载:“君讳怀寂，字德璋，南阳白水人也。昔轩后诞孕，手文疏得……西宅敦煌。徐裔迁波，奄居蒲诸，遂为高昌人也……”从墓志中可见张氏的迁徙路线，祖籍为南阳，先是迁至敦煌，最后来到高昌。

    高昌的人口大多由河西西迁而组成的。北魏灭北凉后，河西的卢水胡沮渠氏宗族一部分迁往北魏平城，更大的一部分随沮渠无讳和沮渠安周于442年逃入西域郑善和高昌。郑炳林在《高昌王国的民族和人口结构》一文中统计高昌居民中汉族人口占总人口的70%-75%，这些汉族人口除两汉时期因征兵和屯田而留在高昌外，大多为随北凉后遗政权西迁的“一万余户”。马雍在《略谈有关高昌史的几件新出土文书》中，对吐鲁番出土几件文书和砖志里的记载内容做了考述，文书记载中提及到的宋氏、汇氏、张氏等，都自称是敦煌人，他们可能都是随着沮渠氏西徙至高昌的。王素先生在《高昌史稿》一书中以史料记载为依据，论证了高昌鞠氏王族本是金城榆中人，先祖鞠允在西晋憨帝时就身居要职，后因政治战争，后代为避难而迁至高昌。

    从河西迁至高昌的人口，将河西的丧葬观念带入高昌。从移民的阶层来说，原本属于河西的张氏家族和鞠氏家族都属于世家大族，他们来到高昌后成为高昌的统治集团，在高昌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等各方面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统治阶级将河西的丧葬观念带入高昌，在丧葬习俗的实施上有着绝对的主导权。从河西迁至高昌的人口中大多数是平民阶层，他们或许是河西的普通民众，或许是河西精通葬具制作的工匠，他们的组成都为河西的丧葬文化传入高昌做了重要贡献。

    总言之，由于河西与高昌临近的地理位置，两地长期处于同一政权统治，政治变动引起河西大族和普通民众向高昌地区的迁移，进而产生了两地丧葬习俗的一致性。河西的棺板画对高昌丧葬习俗产生了重要影响，体现在高昌墓葬中的纸画装饰传统、神话题材图像、置尸床的硷葬方式上，均表现为明显的相似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