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中央王权对地方民众的统治主要是通过宗族进行的。皖南徽州是宗族势力严格控制下的典型区域。新安各姓聚族而居，姓各有宗祠统之，但凡有婚丧大事，族众皆于祠堂中聚议。徽州人重丧葬，丧葬之事不仅是家庭内部之事，更是能够引起全族关注的大事。

                        天逸静园,上海公墓

    丧葬礼仪的社会化，直接影响了儒家丧礼在徽州地方的传承。治丧治葬环节中，已婚的成年男女是主力，族内的未成年人虽然未直接参与其中，但依然耳濡目染，不学以能。“族有丧，众当哭临。至戚七日，其次五日，疏属三日。于尊长四拜，平辈再拜，卑幼揖之。其有孝子顺孙、义夫节妇，为名教所重、人望所推者，及登仕籍者，均异数加敬焉。”’家族长辈在丧葬中表达哀情的方式及服丧礼仪，成为晚辈学习的重要内容，通过这种潜在的学习，晚辈逐渐掌握了丧葬文化的真谛和丧葬礼仪的基本流程。卑幼观摩丧礼，参与最多的是在出殡环节。 ((茗洲吴氏家记》之《家典记》载:“丧礼。族属临吊三日，戚属七日，三日之外，择日而殡。吊日，族男妇黎明须栉洗，素冠服临吊，晚如之。送殡，合族素冠，服礼服，祖道奠礼”。“殡出门，其家中必请和尚念经，以铁器击桌、堂前、房中殆遍，谓之‘赶杀闪’。出殡时，死者如系长辈，则全族男女子弟必送，谓之‘送殡’。殡出后，再奉木主于祠堂，谓之‘上堂’。上堂时，子孙用吉服，意谓死者之吉事也”。

    出殡是死者离开家室，前往幽宅的重要环节。已逝的亲人即将离开，不复相见。全族男女老少皆于是日随枢送别，表达他们不忍离别的悲痛心情。“合族素冠，服礼服，祖道奠礼”。包括年幼者在内的全体族人，按照不同的服制穿着丧服，并佩戴相应的头饰行奠礼。“出殡时，死者如系长辈，则全族男女子弟必送，殡出后，再奉木主于祠堂”，“上堂时，子孙用吉服”。出殡前全体族人相送，出殡后丧家改换吉服，并奉木主于祠堂。这一系列的仪式，都有未成年的子弟参加。出殡的具体流程和丧葬细节问题，他们都亲眼目睹，待成年以后，处理丧葬问题时，后辈子孙自然而然能够效仿前辈，做出合乎礼仪的行为。

      《室人出家一切仪节并若何如铺设及需用物件总登》(以下简称《室人出家》)，是收录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收藏整理的《徽州千年契约文书》清民国编第18卷中的一份文书资料。‘主要记载了清光绪十二年(1886年)立舒氏汪孺人的丧葬下葬环节。文书内容涵盖了丧葬用度及铺设，礼仪环节和祭文等内容，内容极为丰富，所占篇幅长达40多页。《室人出家》大体可划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记载了舒氏汪孺人下葬的整个过程。主要分为孝堂铺设、开服仪节、题主仪节、孝堂设祭、发引仪节、祀土仪节、墓祭仪节七个环节。第二部分是一系列的祭文、挽额、挽轴和铭族。《室人出家》反映了徽州立舒氏汪孺人下葬的整个环节，从该文书材料中可以获悉舒母汪孺人下葬规模之宏大，参与人数之多。参加汪孺人丧礼的人员除了丧家成员，还包括汪孺人之夫舒怀的亲朋好友。此外，为了保证丧礼的顺利进行，舒氏还雇佣了大量的人力、女夫，其中仅出枢环节就雇佣人力57人，人数之多令人顺舌。汪孺人的丧礼为本族和异族子弟的礼仪观摩学习带来了很大的便利。宗族家庭通过礼仪观摩，潜在的强制规范后辈子孙的礼仪行为，为儒家礼仪在徽州社会的传承提供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