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两代，封建社会逐渐由兴盛走向败落，而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统治却空前强化，发展到顶峰。皇权急剧强化，统治者上层不仅严格控制国内的政治言论和经济走向，而且时时干预着普通百姓的社会交往和文化生活。殡葬就是其中之一。

                          天逸静园,上海公墓

    国家通过两种方式对殡葬加以规范:第一是道德引导，即统治阶级的自身表率，第二是强行压制，即“严加捉栩”。道德引导是无形的强制。统治阶级通过自身的礼仪示范，使下层民众产生一种效仿的心理需求，这是礼仪传承的第一步。但这种软强制的道德干预法，有时并不能起到很好的效果。这就需要国家对丧礼进行强制干预，使其达到规范化。

    明清时期，国家对殡葬的规制既包括殡葬的内容与形式，又包括地域社会的葬俗规定。以尸体的处理为例，处理尸体是丧葬中的关键性问题。按照儒家丧葬规定，不同等级的死者尸体，应该在发引之后的规定的时间内下葬，使其肉体和神魂安定。宋元以降，国家礼制又规定，王公士大夫以下皆三月而葬。但受风水迷信以及经济条件的限制，下层社会能严格执行这一规定的家族甚少，特别是淮河流域以南的宗族社会。但凡遇丧都迁延不肯下葬，危害极烈，更有甚者狂于乡俗，焚烧尸体或将尸体投入水中，如此悖理的行为与儒家倡导的仁义孝道观念相距甚远。明清统治阶级对此极力排斥并加以规制。

    以清代为例，依照《大清律例》，“居丧有礼安葬有期，无论尊卑、长幼之丧，必须依礼及时安葬。若惑于阴阳家风水祸福之说及假托他故为辞，而停枢在家经年不葬，既违礼制又使死者暴露不安，故杖八十。将尸烧化及弃置水中是即毁弃矣，死者虽有遗言，当遵礼制不可从其乱命。若听从遗言，卑幼将尊者之尸烧化弃置者杖一百，尊长将卑幼之尸烧化弃置者并减二等杖八十。若祖父母、父母亡段于远方，子孙力不能扶枢归葬而从权烧化携同骨殖，出于情之不得己也。故听从其便，子孙于父祖且然，尊长之于卑幼自不必言矣”。

    《大清律例》中国家通过施用杖刑这样的暴力手段，对死者尸体的埋葬时间和埋葬方式进行严格限制。对“惑于阴阳家风水祸福之说及假托他故为辞，而停枢在家经年不葬”者，杖责八十。虽然死者为大，但下葬之人若听死者遗言，遵从地域社会传统葬俗将尸体焚烧或丢弃在水中，其仍应被处以杖刑;国家礼法无论在何时都高于一切，但法外有情考虑到死者若“段于远方”，子孙实不能扶枢归葬，仍听其火葬。

    国家除了对殡葬内容和仪式的规范之外，还涉及对丧葬的社会生死观和实物使用级别的规制。明清国家十分注重对丧葬本旨的维护，主张“以哀戚为本”，丧葬中禁止演戏、饮酒和亲朋聚会，“凡有聚集演戏及扮演杂剧等类，或用丝竹管弦演唱佛戏者，该地方官严行禁止，违者照违制律治罪”。此外，国家还对丧服，送葬仪仗，棺木材质，坟地和祭品的数量和规格等细节问题进行规定。法律条文和明文政策对礼仪的规定，是包括徽州府在内的各个地区传承儒家丧葬礼仪的重要途径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