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棺和撑埋葬尸体的现象，可能在二里头文化墓葬中就出现了。至今已经发掘的商周墓葬遗址中，除了那些奴隶殉葬坑，下层平民的单棺墓以外，有棺有停的现象相当普遍。为了更好地保存尸体，尽可能地延缓尸体的腐烂过程，古代的人们选取了优质耐湿、防腐性强的楠、梓、林、锻木做成密闭的棺材，汉用松、柏、仿、杂木等垒砌成停套围在棺外，其目的使棺尸“不欲速朽也”。不过那时棺的厚薄、层累与墓主人的身份、地位并无直接关系。孟子说“古者棺棒无度，中古棺七寸，梓称之，自天子达于庶人。”上自王公贵戚，下至平民百姓，棺榨制度中最高的级别也只是一棺一榕。纵观商·代的陵园墓葬，墓主人身份的贵贱尊卑是从墓坑的大小、有无墓道、随葬品、殉物的多寡、墓室内部装饰等方面体现的。殷墟小屯村几个商代大墓如妇好墓、武官村1021号墓等都是一棺一停。直到西周晚期，一棺一梓还是墓葬制度中的通例。

                                    天逸静园,上海公墓

    战国时期以后，儒家学派开始把等级名份、尊卑贵贱的观念输入到葬制中，对棺梓的实际效用作了理论的概括，并希望通过棺停制度的实施，强化面临危机的名份秩序观念，《礼记·月令》中讲到:“孟冬月，……伤丧纪，丧衣裳，审棺停之厚薄，莹丘垄之大小，高卑厚薄之度，贵贱之等级。”《庄子·天下》、.《荀子·礼论》都记载:“天子棺梓七重，诸侯五重，大夫三重，士再重。”成书稍后的《礼记·檀弓上》也谈及此点:“天子之棺四重，_水兑革棺被之，其厚三寸，抛棺一，梓棺二，四者皆周”。在孺家学派倡仪下，社会上士单棺、大夫双棺之制相当普遍，《礼记·檀弓》《仪礼·丧服大记》反复强调:“大夫一重，士不重，”“下大夫大棺六寸，属四寸。士棺六寸。”诸侯多在一棺一荐以上，但其确实数字如何，文献记载比较混乱。((礼记·檀弓》郑玄注日:“诸侯再重，”《礼记·丧大记》:“君大棺八寸，属六寸，裨四寸，”从外到内分别是大棺、属(就是梓棺)、稗。稗就是亲身的内棺，可见诸侯是三层棺。而在当时又常常在裨棺的里外四周都蒙上水兑革。由此来看，诸侯四层棺的说法是成立的。长沙马王堆一号墓有四棺，墓主人是软侯之妻，汉代同姓诸侯。从战国中晚期到西汉时期发现的楚墓、汉墓，凡贵为诸侯的均有四层棺，连掉五层。《庄子》和《荀子》中谈到棺梓制度应该是棺和荐合并起来的重数，故他们说“诸侯五重”。由此可知，儒家制定的棺梓制度大致如下:士，一棺一梓;大夫，二棺一掉;诸侯，四棺一梓。至于天子，概为五棺，只是目前尚无考古材料的证实。

    儒家;推崇提倡的厚葬久丧，符合了、同时也强化了社会上奢葬的心理，成为“慎终追远”的手段，所以战国中期以后，重棺重梓一时间盛行于世。正如《墨子·节葬》所言:“今王公大夫之葬埋，·一必大棺中棺，……棺停必重，葬埋必厚，衣袅必多五垅必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