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朱熹《家礼》中，魂帛是死者精神得以凝萃的物质载体，用来替代古礼中使用的“重”。在正式下葬前，所有丧礼仪式都围绕魂帛来进行，对死者“视死如生”的奉养其实就是对魂帛的奉养。在及墓下棺的一系列仪式中，木主开始代替魂帛成为死者精神新的凭依物。自此，丧事渐渐由凶化吉，逐步转化为祭祀活动。

                            天逸静园,上海公墓

    题主仪式在成坟之后进行。按《家礼》，行礼人员应在灵座东南西向设桌子，并在上面放好笔墨砚台，在桌子对面放置盟盆、蜕巾。主人站在桌前面北而立，祝者将木主拿出放在桌子上，善书者盟手之后西向而立开始书写。书写次序是:先题写陷中，后写神主粉面，最后写神主左下角的“孝子某奉祀”。“孝子”指继称之大宗，而“奉祀”的说法更是表现出题主仪式的祭礼意义，其中蕴含的宗法原则将在祭礼中得到贯彻。

    题写完毕，祝者奉木主置于灵座，将魂帛收在箱子里放在后面，然后烧香、斟酒，站在主人之右跪读祝词，主人再拜而哭尽哀。这一仪式的重要意义在于，死者之魂魄将在这一过程中由魂帛转向木主，所以能否成功实现这一转换对于以后的祭祀活动至关重要。因此，哀痛欲绝的孝子惶恐不已，通过言辞来感召祖考魂气来格。其所读祝词为:

    形归宽岁，神返堂室。神主既成，伏惟尊灵。舍旧从新，是凭是依。无疑，这一祝词明确表现了形神相离的鬼神观念，形体将被埋于地下，而魂气则无所不至。为了使得游荡而易于消散的魂气得以接续，魂帛曾充当凝萃魂气的载体，而这种旧有载体将会被新的载体—木主所代替。因此，孝子希望亡灵能够舍旧从新，凭依木主而跟随他返回家中。

    是否能够成功迎回先人魂灵呢?《礼记》描述孝子葬父后回家时的状态是“其返也如疑”，即惶惶不安地疑虑先人灵魂是否已依附于木主而回归家中。因此，古礼有反哭、虞等仪式来保证先人精神的归来与安顿。在此，木主代替魂帛成为仪式的哭祭对象。在反哭仪式中，古礼所记的行礼地点是庙，而《书仪》本着“反诸其所作”“反诸其所养”的礼义，大胆进行了更革，将行礼之处改为厅事。朱熹《家礼》则进一步提出了男子与妇人相异的规定，即男子人哭于厅事，女子人哭于堂。对此，朱熹有这样的解释:

    “反哭升堂，反诸其所作也。主妇入于室，反诸其所养也。”须知得这意思，则所谓“践其位，行其礼”等事，行之自安，方见得继志述事之事。杨复将朱熹的这段话编人《家礼》注文，并阐发师说:

    按先生此言，盖谓古者反哭于庙。“反诸其所作”，谓亲所行礼之处。“反诸其所养”，谓亲所馈食之处。皆指反哭于庙而言也。先生《家礼》反哭于厅事，妇人先入哭于堂，又与古异者，后世庙制不立，祠堂狭隘，所谓厅事者乃祭祀之地，主妇馈食亦在此堂也。

    朱熹之所以对《仪礼》经文做出大胆改造，乃是本着“反诸其所作也，反诸其所养”的礼经大义，用当时的日常生活空间取代古礼的礼制空间。这种变礼合理、反经合道的做法更有利于安顿回归家中的亡魂，显示了朱熹在体认圣人之心时的高度自信。

    如果说，在死者未葬之前，孝子要本着“事死如事生”的精神，在朝夕奠等仪式中继续对死者像平日一样奉养;那么，在下葬之后，死者的死已是不可挽回的事实，形与神已经相互分离，留下的仅有在木主上得以接续的极易耗散的魂气。于是，酌酒陈撰的仪式被相应的祭祀仪式所代替，死者的魂气亦以木主为依托得到供养。在初虞仪式之后，魂帛将被掩埋在洁净之处，象征平日奉养的朝夕奠也随之停止。随着衬、小祥、大祥、潭等仪式的依次举行，死者的木主逐步跻身家庙，死者魂魄与先人魂魄在此得以团圆，成为祭礼的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