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复礼招魂未能成功，丧礼便正式开始。在为死者沐浴、袭衣之后，须置灵座、设魂帛、立铭族。铭族说明了死者的身份，魂帛依附了死者的魂魄，灵座则是供养死者亡魂的平台。显然，这一系列仪式目的在于为死者魂魄提供可以凭依的物质载体，以便在下葬之前对其一如平生地供养，所谓“事死如事生”。

                                             天逸静园,上海公墓

    其中，魂帛是宋代家礼的重要创新，在古礼中，灵座上所供奉的是“重”。《礼记·檀弓》云:“重，主道也。郑玄注称“始死未作主，以重主其神也”，说明重是死者灵魂所依附之处，是木主的暂时替代物。唐《开元礼》本于古礼，规定不同品级官员应使用不同形制的重，这一做法延续到了宋代的官方礼典中。然而，宋代士庶人的丧葬习俗中并不用重，所谓“士民之家未尝识也”，民间通用的依神器具是魂帛。司马光《书仪》使用魂帛代替重，并通过礼文考证发现古礼中也有“大夫无主者束帛依神”之说。于是，习俗中通行的魂帛得到了古礼仪文的合法性说明，故《书仪》称:“魂帛，亦主道也。”朱熹《家礼》采用了司马光《书仪》的做法，并引述了相关文字。

    在宋代，丧祭礼俗中普遍使用画有死者容貌的“影”。在丧礼中，人们往往将影置于魂帛之后。对此，司马光颇有微词:“男子生时有画像，用之犹无所谓。至于妇人，生时深居闺门，出则乘轴轿，拥蔽其面。既死，岂可使画工直人深室，揭掩面之帛，执笔警相画其容貌!此殊为非礼。《家礼》虽然引用了《书仪》的意见，但是，朱熹对影的思考却与司马光不尽相同。在与友人的信函中，朱熹这样解释自己对影的不信任:

    熹承询及影堂，按古礼，庙无二主。尝原其意，以为祖考之精神既散，欲其苹聚于此，故不可以二。今有祠版，又有影，是有二主矣。

    由上引文我们可以发现，朱熹之所以反对画影不仅是因为它是一种对死者不敬的“非礼”行为，更为重要的是，将祠版与影并置的做法将会使亡魂疑惑，最终因难以萃聚而归于消散。这种意见显然也适用于祠版与木主的替代品—魂帛。

    死者魂魄既得以维持万一，其奉养供给便不可一日而间断，是为朝夕奠。宋代民俗中普遍以烧香酪酒为祭奠之法，对此，高闹《送终礼》予以激烈批评:“既谓之奠，而乃烧香酪酒则非奠矣。世俗承袭久矣，非礼也。”以烧香代替食物酒水，死者魂魄将无所饮食;以酒酷地，则是将死者视作已然死亡的庙中祖考。因此，“烧香酪酒”的习俗在根本上违背了古礼仪文及其“事死如事生，，的礼义。

    《书仪》《家礼》虽然都采用了古礼朝夕奠的仪式，但在仪文详略上显有差别。相较于《书仪》，《家礼》的朝夕奠仪式更为细致，其无所不至的关怀与日常奉亲毫无差别:每日清晨，主人以下各服其服入位而哭，侍者将平日里所用的蛊、栉等物放置在灵床旁边，象征侍奉死者梳洗;然后奉出魂帛，置于灵座之上，设蔬果、脯酸等饮食并斟酒，在一片哭声中结束朝奠。食时上食、夕奠的礼仪与朝奠基本相同。朔日朝奠时的饮食要丰盛一些，而当有时新蔬果的时候也应该荐上以供欲享。无疑，细密的仪文设计在彰显作者诚敬态度的同时，亦不失为朱熹鬼神观的绝好诊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