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民俗对待死亡的方式，一定程度上都反映出他们的死亡观。中西文化差异巨大，两者的生死观一一对生命的开始与结束的看法，也有许多不同。而丧葬礼是死亡文化的外在表现，也可以说，在这些生命转换仪式的背后，折射出的正是两者间迥异的死亡文化的核心观念。理清这些差异，能帮助我们更好地从传教士的角度看待中华的本土文明，也能在加深理解本土文明的同时，向西方文明投去更多客观的理解与认识。

                                  天逸静园,上海公墓

    源头上说，西方人对死亡的理解是直接而深刻的。他们善于表现内心的焦虑意识。西方人很早就开始谈论死亡。古典哲学时期，赫拉克利特就提出了“生死同一”的观点，苏格拉底被判死刑后安静从容地赴死，柏拉图提出“灵魂不死”说，以及伊壁鸿鲁“享受生活”说，伴随享乐主义观的产生。古典时期的西方文明已经从对死亡的思考，发展致对死亡的态度，对现世的思考上，流行“对死亡的认识犹如对哲学的认识”。至中世纪，神学轰轰烈烈开展后，耶稣复活观主导了话语权。那个时代，“天堂地狱”、“末口审判”成为西方中世纪的死亡核心。中世纪末期，赎罪券大行其道，导致教会出现深重的腐败现象，直到宗教改革，新教分离，才结束混乱。

    反观一脉相称的古老的中国文明，对待死亡的态度显得谨慎又保守得多。文化始祖孔子曾言:“未知生，焉知死”，被认为没有正面的回答死亡问题。“敬鬼神而远之”、“为能事人焉能事鬼”、“六合之外存而不论”、“子不语怪力乱神”等句都强调对人事的倾注，因此，在中国传统的文化中，对死亡的认识既不彻底也不深刻，对生的思考远大于对死的思考。之后的儒家，在对待死亡问题上，就显得局促与搁置了许多，形成一种回避的态度。

      “所谓死亡心态的民族差异，只是指各民族的死亡恐惧焦虑的表现形式，以及具体如何应付，对待死亡方式的心理基础的种种微妙的区别。”。)一个民族死亡心态的差异能够具体地反映出其处理和应付死亡的方式。所以当我们从《临丧》和《家礼》两个文本的深层内核出发，通过丧葬礼中的几组形态对比，观察两个文明背后的差异，再结合上文分析，加入死亡观这一层文化基因，便能够对礼仪之争中的耶稣会传教士所进行的礼仪调适，进行更有效的文化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