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时期诸侯王陵墓与都城之间的空间分布规律，黄展岳先生已指出:“汉代诸侯王国大多有自己相对独立的王陵区。诸侯王、王后、妃缤、王室家族，以及陪葬大臣，大多埋葬在王陵区内。”“西汉诸侯王墓大多选择在王城附近的山冈上营建，如果王城所在地无山冈，则选择在高亢的坡地上营建。”从迄今发现的西汉诸侯王陵墓在诸侯王国都城周围的分布地点看，西汉诸侯王陵墓确为分布在当时诸侯王国首都附近，并在每个诸侯王陵墓的周围形成了属于各个陵墓的王陵区，不过我认为目前暂时还难确认诸侯王国已形成属于诸侯国的“相对独立的王陵区”。
首先，据目前诸侯王陵墓资料，当时各诸侯王陵区的分布虽有集中但也有分散，应以分散为主。从诸侯王陵墓与都城之间的方位看，目前所知的诸侯王陵墓几乎已涵盖都城周围东、西、南、北各个方向。如中山国诸王陵中第一代中山王的陵墓安排在汉北平(今满城)的陵山，有几代中山王陵墓分布在当时的中山国首府卢奴(今定州市)的唐河和孟良河之间，在今定州市城30里的陵北村，城南4里的高头村也发现了几座相传为中山王的陵墓。。常山王陵安排在汉常山国首府元氏西高庄。河间国献王陵区分布在河间国首府乐城东数公里之处，延绵十数里;吴氏长沙国的王陵区分布在长沙市咸家湖象鼻嘴山、陡壁山、望城坡附近丘陵。“刘氏长沙王室的墓地应在湘江东岸即今长沙市的东郊和北郊一带”图。楚国王陵围绕着都城彭城，在今徐州市的东郊狮子山、西北小龟山、北部北洞山等地均有分布。汉鲁国王陵分布在都城曲阜九龙山一带。汉梁国王陵分布在河南永城附近的保安山、禧山、黄土山、铁角山、夫子山等山。汉齐王陵在齐故城西南。石家庄小河沿张耳墓位于汉真定城西南郊四五里⑧。虽齐、梁等国的诸侯王陵墓有比较固定的范围，但楚、中山、长沙等国的诸侯王陵墓则分布在都城周围的宽广地域。
我认为西汉之所以出现这种以分散为主、但也偶有集中的诸侯王陵墓布局特点，是与诸侯国都城附近是否有可资埋葬的自然山冈有直接关系。现在发现相对集中分布的诸侯国陵墓，主要是都城周围没有或少有适宜建设王陵的高地和山冈，其王陵不得不局限于较小的地域之内。一旦都城周围拥有大量的山冈高地，那么其王陵的分布范围就广裹得多。也就是说，现知，有些王陵集中分布的情况并不能成为当时诸侯国已形成相对独立王陵区的证据。当时如果已经形成对诸侯王陵区相对集中分布的制度或意识要求的话，那么，就不应该出现诸如楚国等王陵区分布空间相当零乱的现象。因此，从各诸侯国王陵分布并不规律的情况分析，我认为在西汉还没有形成集中诸侯国王陵区的制度或意识层面上的要求。
其次，从分布空间上看，西汉帝陵主要分布在都城长安城北部的咸阳原上，东西向展开，在都城以南则有霸陵和杜陵。相对于都城汉长安城的位置而言，西汉历代帝陵分布在都城长安城的东北、正北、西北、东南方向，也就是说，西汉也不存在集中布局的帝陵区。因此，西汉诸侯王陵与帝陵的分布特点是一致的。
黄展岳先生已指出，在诸侯王王陵位置的选择上，当时王陵区都分布在都城附近。确实，目前我们很少见到离都城很远而布置的王陵;王陵均位于都城附近土厚水深、适宜安葬的高山、高冈处，以满足当时深埋厚藏的要求。这一点正与西汉帝陵陵位的选择一致①。
郑绍宗、郑滦明先生指出:“诸侯王陵分布总的特点是，大多在本国首府附近的高地或丘陵山阜之上，交通方便，一般距王宫所在地(首府)数里或数十里，没有超过一日路程的，其目的很显然是为了便于祭祀，只是选择在首府的哪一方向似无定制。陵墓多距河流较近，或分布在沿河两岸高地上，……所有王陵都有这个特点。’，。提出诸侯王陵墓区到都城距离的选择已考虑祭祀的需要，即为了祭祀便利，诸侯王陵必选择在都城周围一日路程之内。我认为此说尚难成立。首先，《汉书·贾捐之列传》(2832页):“时有献千里马者。诏曰:莺旗在前，属车在后，吉行日五十里，师行三十里。联乘千里之马，独先安之?”此则文献明确记载了当时天子出行一日的行程，在当时的三十至五十里之间。西汉长安附近的11座帝陵除文帝葬于西安霸陵、宣帝葬于长安杜陵外，其余九帝都葬于渭水北岸的咸阳原上，自东而西为阳陵、长陵、安陵、义陵、渭陵、康陵、延陵、平陵和茂陵，最东的文帝霸陵到最西的武帝茂陵，绵延50余公里。据《三辅黄图》记载，高祖长陵“去长安城三十五里”，惠帝安陵“在长安城北三十五里”，文帝霸陵“在长安城东七十里”，景帝阳陵“在长安城东北四十五里”，武帝茂陵“在长安城西北八十里”，昭帝平陵“在长安西北七十里”，宣帝杜陵“在长安城南五十里”，元帝渭陵“在长安北五十六里”，成帝延陵“去长安六十二里”，哀帝义陵“去长安四十六里”，可见很多的帝陵均超过当时日行五十里的范围。表明当时从帝陵到京城之间没有什么严格要求。
从目前发现的诸侯王陵到其都城间距离看，大葆台汉墓位于广阳国都城蓟城西南，离今北京市中心巧公里，汉代的蓟城就在今天北京城下。徐州楚王山、北洞山楚王陵距徐州城(汉彭城)10公里左右，巨野红土山昌邑王刘骼墓距离昌邑国都13公里，多超出当时一日五十里的范围，表明它们原来在陵位的选择上并没有考虑和都城之间的距离远近。所以，不仅从西汉帝陵相对于汉长安城的位置看，而且从各诸侯王陵墓到各国都城距离的远近来进行分析，很多的天子和诸侯王的陵墓均早已超出当时关于天子一日行程的距离范围。如当时诸侯王的陵位选择和祭祀之间存在必然的联系或因果的话，那么现在我们所知道的许多的陵园到京师间的距离便同当时关于天子出行一日行程长短的制度形成难以调和的矛盾。
而且更加重要的是，在西汉时期尚未形成在东汉实行的上陵礼仪，天子上陵的礼仪乃是东汉时期孝明帝时期所创立。虽然《后汉书·礼仪志》记载到“西都旧有上陵”，认为汉代在定都长安(西汉)时候已有上陵礼，但更多的文献则表明这样的记载其实并不确切。第一，蔡琶《独断》:“正月上丁，祠南郊，礼毕，次北郊明堂、高祖庙、世祖庙，谓之五供。五供毕，以次上陵也。”《后汉书·礼仪志》注引谢承《后汉书》(3103页):“建宁五年正月，车驾上原陵，蔡琶为司徒椽，从公行，到陵，见其仪，汽然谓同坐者日:‘闻古不墓祭。朝廷有上陵之礼，始(为)〔谓〕可损。今见(威)〔其〕仪，察其本意，乃知孝明皇帝至孝恻隐，不可易旧。’或曰:‘本意云何?’‘昔京师在长安时，其礼不可尽得闻也。光武即世，始葬于此。明帝嗣位瑜年，群臣朝正，感先帝不复闻见此礼，乃帅公卿百僚，就园陵而创焉。尚书(陛)〔阶〕西(陛为)〔祭设〕神坐，天子事亡如事存之意。苟先帝有瓜葛之属，男女毕会，王、侯、大夫、郡国计吏，各向神坐而言，庶几先帝神魂闻之。今者日月久远，后生非时，人但见其礼，不知其哀。以明帝圣孝之心，亲服三年，久在园陵，初兴此仪，仰察几筵，下顾群臣，悲切之心，必不可堪。”’从《后汉书·礼仪志》注引谢承《后汉书》看，东汉上陵之礼乃明帝所创，实与西汉无涉。蔡琶言“昔京师在长安时，其礼不可尽得闻也”，表明当时已不清楚西汉是否存在过该礼仪。
第二，《后汉书·礼仪志》序注引谢沈《后汉书》(3101页):“太傅胡广博综旧仪，立汉制度，蔡琶依以为志，谁周后改定以为礼仪志。”
蔡岂为东汉后期著名学者，《后汉书》有传，他师事太傅胡广，著述东观，编写了包括礼仪志在内的东汉“十志”，对东汉的礼仪制度进行过系统整理。《后汉书·蔡琶列传》注引蔡琶《上汉书十意书》(2004页):“臣自在布衣，常以为《汉书》十志下尽王莽而止，光武以来唯记纪传，无续志者。臣所事故太傅胡广，知臣颇识其门户，略以所有旧事与臣。虽未备悉，粗见首尾，积累思惟，二十余年:不在其位，非外史庶人所得擅述。天诱其衷，得备著作郎，建言十志皆当撰录……科条诸志，臣欲删定者一，所当接续者四，《前志》所无臣欲接著者五，及经典群书所宜裙披，本奏诏书所当依据，分别首目，并书章左。”其所著述十志的内容目前己基本全佚，其十志之目《后书·蔡琶列传》李贤注记载“有《律历意》第一，《礼意》第二，《乐意》第三，《郊祀意》第四，《天文意》第五，《车服意》第六”，“意”即“志”。此处列出的六篇志名“并非出自蔡琶奏上十志之章，而是李贤之语”，是“李贤根据自己所见到的《东观汉记》中的六篇志，列目于蔡岂奏上十志的后面，由此使人们了解到十志中的六志之目。蔡岂等人所撰的志除了上述六篇外，据《史通·古今正史篇》可以知道还有《朝会意》。这样，十志之目，已得其七。《汉书》有十志，目为《律历》、《礼乐》、《刑法》、《食货》、《郊祀》、《天文》、《五行》、《地理》、《恤》、《艺文》。蔡岂等人的十志，有《车服》、《朝会》，二志为《汉书》所无。据蔡琶所说‘前志所无，臣欲著者五’，可以作出这样的判断，蔡琶等人另外三志之目，应当在与《汉书》十志不同的志目中去找。”的从蔡琶曾经系统整理东汉礼仪的情况看，其对汉代礼仪制度肯定要比《后汉书·礼仪志》的作者西晋司马彪更为熟悉。而从前引文献看，蔡琶在东观期间著述的“十志”是大量后代关于东汉礼仪制度著作的主要史料来源。在这种情况下，既然连蔡岂也还尚言“昔京师在长安时，其礼不可尽得闻也”，西晋司马彪《礼仪志》“西都旧有上陵”岂可尽信?
第三，《史记》不仅未记载或反映“上陵”礼仪，且“上陵”一词也未曾出现。《汉书》也不仅未记载此礼，更无任何间接的记载表明哪位皇帝或诸侯王进行过事实上的上陵礼。虽在《汉书》中出现过一次“上陵”，但其是出现在《汉书·地理志》(1617页):“阳周，桥山在南，有黄帝家。莽日上陵峙。”可见此处的“上陵”与东汉的“上陵”礼仪明显不同。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西汉时期并不存在与东汉一样的“上陵”礼，《后汉书·礼仪志》记载的“西都旧有上陵”不确，此处出现此记载的原因可能仅是后人不明就里而为给下面记载的东汉礼仪提供一个所谓的历史依据，而实际上却毫无根据。
综上分析可知，在没有上陵礼仪的时代应不会为了“祭祀”的目的而去考虑王陵与都城之间的距离远近。即，王陵区与都城间距离的远近与祭祀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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