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制度，帝陵封土周围修建一周垣墙，在这个范围内形成陵园。在陵园附近分别修建寝、庙。蔡岂《独断》:“宗庙之制:古学以为人君之居，前有朝，后有寝。终则前制庙以象朝，后制寝以象寝。庙以藏主，列昭穆。寝有衣冠、几杖、象生之具，总谓之宫。《月令》曰:‘先荐寝庙’，《诗》云:‘公侯之宫’，《颂》曰:‘寝庙弈弈’，言相连也，是皆其文也。古不墓祭，至秦始皇出寝起之于墓侧，汉因而不改。故金陵上称寝殿，有起居衣冠象生之备，皆古寝之意也。居西都时，高帝以下每帝各别立庙，月备法驾游衣冠。”((后汉书·祭祀志》近同。
从文献看，汉代采用此制度的时间甚早，《后汉书·庚延传》(1152页)注引《汉官仪注》日:“高帝母起兵时死小黄北，后为作陵庙于小黄。《陈留风俗传》云:沛公起兵野战，丧皇批于黄乡:天下平，乃使使者梓宫招魂幽野，有丹蛇在水，自洗灌，入于梓宫，其浴处仍有遗发，故溢曰昭灵夫人。因作园陵、寝殿、司马门、钟虞、卫守。小黄有祭器篷豆鼎姐之属十四种，庙基尚存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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寝内安放“衣冠、几杖、象生之具”，有“亲陵所宫人随鼓漏理被枕，具盟水，陈严具”，是墓主去世后依然进行“日常生活”的地方;庙是祭祀去世帝王的所在，《汉书·韦玄成列传》(3115页)记载:“而京师自高祖下至宣帝，与太上皇、悼皇考各据陵旁立庙。并为百七十六。又园中各有寝、便殿。日祭于寝，月祭于庙，时祭于便殿。”从西汉帝陵的调查资料看，汉代早期陵墓的寝园一般均建设在陵园内，在景帝阳陵之后寝园移至陵园之外靠近陵园的地方，从宣帝杜陵看，寝园位于陵园外侧西南方向，紧靠陵园南墙。作为祭祀帝王的陵庙，一般都位于广义的陵区之内，但离陵园还有一段距离。。
西汉时期诸侯王国在诸侯王陵墓的周围同样建设陵园、寝、庙等建筑。
从考古发现看，汉中山、常山、河间、鲁、梁、楚等国的陵墓周围都发现了围绕墓葬的垣墙，形成陵园的范围。如“保安山陵园位于保安山周围，陵园墙四面将保安山包围起来。经初步调查，南、北、东三面都发现夯土墙。”。在柿园汉墓也发现“在该山的南北两侧脚下均发现不同程度的保存着夯土墙痕迹”。在定县八角廊中山怀王刘修墓周围则发现连续的城垣，“城垣平面为长方形，南北长145、东西宽127米、墙基厚11米左右”。曲阜九龙山鲁王和王后墓以山为陵，一排五座，虽然没有关于陵园的报道，但是它们如此的排列情况表明当时应存在将几个陵墓包含在内的陵园。这些考古发现表明，汉代诸侯王陵墓周围夯筑夯土墙垣是比较普遍的现象，前引《汉书·位幸列传·董贤》记载的“周垣”应即为考古调查中在诸侯王陵墓周围发现的垣墙。从怀王刘修墓的陵园规模看，其周长为544米，在汉代三里左右(汉里长度计算见下文)，与此处记载“周垣数里”相近，应可能大体代表了当时诸侯王陵陵园的基本规模。
迄今为止，已发掘的西汉16国诸侯王陵墓中仅在河南永城梁王陵周围发现寝园遗迹。“梁孝王寝园位于保安山的东侧，保安山一号墓、二号墓之间的台地上，东端距陵园东墙120米，北端距二号墓100米，其回廊前墙与一号墓道南壁成一条直线”，“呈长方形布局，东西44、南北89米，面积3916平方米”。。在此梁孝王寝园内出土瓦片上有“孝园”戳印，证明这里有梁孝王寝园。与梁孝王墓平行的孝王之妻李后陪葬坑内出土“梁后园”铜印，表明王后墓也设置寝园。
目前还没有诸侯王庙建筑的发掘资料，但是在中山王刘胜墓的山顶“中部的北侧，约当一号墓的上面，山顶残留许多西汉时代的砖瓦碎块。瓦有板瓦和筒瓦;砖做绳纹。……陵山顶上的汉代砖瓦，当即‘祠庙’一类建筑物的遗存。根据板瓦和筒瓦的纹饰较多样、时代有早晚等现象推测，在刘胜绝祀之前，‘祠庙’曾数经修葺。”④此外在窦给墓还出土“中山祠祀”封泥，传世封泥中也有一些诸侯王庙的内容(见下)，反映出诸侯王立庙制度的实行情况。
汉代帝王陵园、寝庙均有专门职官负责日常的维护和管理，主要职官有园令。目前汉封泥中与帝陵有关的有“孝文庙令”、“高寝7}印”、“孝惠寝印”、“孝景园令”、“孝昭园令印”、“庙室守印”等，汉印中与帝陵有关的有“霸陵园7J}" ,“康陵园7}"“顷园长印”、“顺陵园7}" ,“孝景园令”等。而与西汉诸侯王陵园和寝庙管理机构相关的封泥资料主要有:“齐哀庙长”、“蓄川顷庙”、“中山糠庙”、“齐哀惠寝”、“齐悼惠寝”、“齐哀寝印”、“齐悼惠园”、“齐哀园印”、“顷园长印”等等。。此外在永城梁王陵内发现“梁后园”铜印和大量的“孝园”陶文。因此，西汉诸侯王陵园和寝庙的管理职官也应为“园长”、“园令”。这种制度东汉继续延续。《后汉书·宗室四王三侯列传·城阳恭王社)) (562页):“初，建武二年，以皇祖、皇考墓为昌陵，置陵令守视;后改为章陵，因以春陵为章陵县。十八年，立考侯、康侯庙，比园陵，置音夫。诏零陵郡奉祠节侯、戴侯庙，以四时及腊岁五祠焉。置音夫、佐吏各一人。”注:“音夫本乡官，主知赋役多少，平其差品。园陵置之，知祭祀、征求诸事。”
根据文献，诸侯王陵墓有专门的士卒负责日常安全，《汉书·食货志》(1142页):“元帝即位，天下大水，关东郡十一尤甚。……在位诸儒多言盐铁官及北假田官、常平仓可罢，毋与民争利。上从其议，皆罢之。又……减诸侯王庙卫卒半。”然而当时诸侯王陵墓卫卒在减半之前和之后的具体数额目前均难确定。
据文献，诸侯王陵墓园邑中除日常负责管理的“长垂”和“卫卒”外，还有生前服侍过他的有关人员，继续“陪伴”或为他“服务”，死后则被安葬在陵园中。((汉书·宣元六王传·东平思王刘宇》(3320页):“久之，事太后，内不相得，太后上书言之，求守杜陵园。”张晏日:“宣帝陵也。宫人无子，乃守园陵也。”《汉书·外戚列传·孝成班》(3988页):“至成帝崩，捷仔充奉园陵，亮，因葬园中。”《后汉书·孝安帝纪》(232页):“二月癸亥，大赦天下。赐诸园贵人、王、主、公、卿以下钱布各有差。”注:“谓宫人无子守园陵者也。”《汉书·贡禹列传》(3071页):“皆以后宫女置于园陵。”诸侯王陵园中最大量的陪陵人员是生前服侍过诸侯王的侍女，《汉书·睦两夏侯京翼李传》(3174页):“臣又闻未央、建章、甘泉宫才人各以百数，皆不得天性。若杜陵园，其已御见者，臣子不敢有言，虽然，太皇太后之事也。及诸侯王园，与其后宫，宜为设员，出其过制者，此损阴气应天救邪之道也。”此则记载表明，直到当时为止尚没有形成对诸侯王陵墓园邑内和后宫中“才人”人数的制度限定，其数量庞大，故才提出节制的要求。
汉代制度，天子除在陵墓周围建设陵园、寝、庙外，在开始营建陵墓不久就开始建设附属于陵墓的陵邑。《汉书·地理志》(1642页):“汉兴，立都长安，徙齐诸田、楚昭、屈、景及诸功臣家于长陵。后世世徙吏二千石、高A富人及豪杰并兼之家于诸陵。”吕后六年六月“城长陵”，张晏曰(99页):“起县邑，故筑城也。”从记载看，景帝前元五年作阳陵邑，武帝建元二年置茂陵邑。诸侯王王国制度仿自朝廷，亦在陵墓旁边设置机构，但不置县，一般称为“园”或“园邑”。
西汉对诸侯王的园邑规模有制度规定，《汉书·武五子传·决太子刘据》(2748页):“太子有遗孙一人，史皇孙子，王夫人男，年十l}即尊位，是为孝宣帝。帝初即位，(帝)〔下〕诏曰:‘故皇太子在湖，未有号溢，岁时祠，其议溢，置园邑。’有司奏请:‘……愚以为亲谧宜日悼(皇)，母日悼后，比诸侯王园，置奉邑三百家。故皇太子溢曰决，置奉邑二百家。史良娣曰决夫人，置守家三十家。园置长y，周卫奉守如法。’以湖阅乡邪里聚为庆园，长安白亭东为庚后园，广明成乡为悼园。皆改葬焉。后八岁，有司复言:礼‘父为士，子为天子，祭以天子’。悼园宜称尊号日皇考，立庙:因园为寝，以时荐享焉。益奉园民满千六百家，以为奉明县。尊庚夫人日庆后，置园奉邑，及益决园各满三百家。”
此则文献含下述内容:第一，从“比诸侯王园，置奉邑三百家”看，当时诸侯王园邑规模应为“置奉邑三百家”。因此可知过去提出“霍光的爵位是列侯，而刘胜是诸侯王，是比霍光更高一级的贵族，其守陵的户数当在三百家以上”的认识不确;从“园置长y，周卫奉守如法”知，当时诸侯王陵墓区设置专门“长y”负责日常的守卫和管理，与前文分析结果相合。其次，从“益奉园民满千六百家，以为奉明县”看，当时天子陵邑规模必在“千六百家”以上，设置专门政权—“县”来进行管理。。第三，据文献中记载的不同级别人员所享受园邑的不同规模知，汉代随着墓主社会级别的变化，其墓葬附近会形成“千六百家”(天子)、“三百家”(诸侯王)、“二百家”(皇太子)、“三十家”(列侯)等不同规模的园邑，这种在墓葬附近设置的守陵人员家数间的级差可反向表明墓葬中墓主在当时的等级社会中所处的地位。第四，从记载看，决园和庚后园被分开设置在不同地方，当时诸侯王和王后的园是分开设置的，这恰与梁孝王寝园发现梁孝王“孝园”戳印板瓦、筒瓦和“梁后园”铜印所反映的梁王、梁后分开设置寝园的情况完全一致。
汉元帝永光四年下诏，罢奉陵邑，不再移民置陵邑。《汉书·元帝本纪》( 292页):“九月戊子，……罢以渭城寿陵亭部原上为初陵。诏日:‘安土重迁，黎民之性;骨肉相附，人情所愿也:顷者有司缘臣子之义，奏徙郡国民以奉园陵，令百姓远弃先祖坟墓，破业失产，亲戚别离，人怀思慕之心，家有不安之意。是以东垂被虚耗之害，关中有无聊之民，非久长之策也。诗不云爆?“民亦劳止，迄可小康，惠此中国，以绥四方。”今所为初陵者，勿置县邑，使天下咸安土乐业，亡有动摇之心。布告天下，令明知之。’又罢先后父母奉邑。”这样，不管当时是否也明确要求各诸侯王国在建设诸侯王陵墓时停止建设园邑，但从诸侯王国“制同京师”，并从西汉中后期中央对诸侯王国严密控制的背景分析，此后诸侯王陵墓附近设置园邑的做法应很快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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