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文字的发明使用是人类步人文明社会的重要标志，作为中国最早出现的成熟文字，甲骨文就是因应商王室的占卜活动而产生，所以，在某种意义卜也可以说甲骨文是中国最早的风水著作，是风水活动的记录。因此，风水思想对中国古代文化的重大影响自不待言。

                               天逸静园,上海公墓

    从公元前17世纪的商王朝到战国时期，风水思想在经历了一千多年的演变后，至秦汉时期趋于成熟，已进行系统化，并卜升到前所未有的理论高度，古代风水学说的扛鼎之作《青囊经》就成书于这一时期。汉武帝也笃信风水，《史记·日者列传》记载，汉武帝曾问计于堪舆家，决定某日娶妇是否合适。不仅如此，堪舆家及术士们还与闻国政，给汉朝的政治、社会生活、思想文化打卜了深深的烙印。其中，丧葬文化受风水思想影响尤深。

    丧葬是一种非常重要的文化现象，它反映了当时的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状况，是了解其时社会风貌的重要切人点，是中国古代文化的重要内容，而要深人研究西汉丧葬文化特别是西汉帝陵，风水思想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影响因素。

    其一，将墓地选择与子孙后代的前程命运相联系。从商周至秦，人们相信人去世后，灵魂不灭，能将祸福带给子孙。在这种观念支配下，为趋吉避祸，人们极力求诸于祖先和神灵的佑护，导致风水思想盛行，其中汉代尤甚。《汉书·郊祀志》中记载方士新垣平言:“长安东北有神气，成五采，若人冠冕焉。或日东北神明之舍，西方神明之墓也。由此可看到，汉代已将“勘墓”与“望气”联系在一起，龙脉与“聚气”成为西汉皇帝为自己选择“寿地”的最重要依据。

    其二，将堪舆术与阴阳五行学说相结合。作为一种哲学思想，阴阳五行学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是古代天文学、中医学等学科发展的基础，是风水思想的理论来源。它形成于战国时期，代表人物为齐国人邹衍。阴阳五行学说对风水思想的各个方面都产生了影响。例如，在阴宅和阳宅问题卜，风水思想主张两者间隔开一定距离，以避免阳宅受阴气太重，从而对人产生不利影响，这恰巧与阴阳五行学说的阴阳平衡观念相符。

    西汉帝陵之所以选择埋葬在咸阳原卜，且在墓穴卜方竖认高高的封土，与阴阳五行学说大有关联。众所周知，邹衍提出了“五行相生相胜”和“五德始终说”，依照这种观点，周朝为“火德”，秦朝为“水德”，以此为序，汉朝当然为“土德”，因为按照五行学说，土能克水。咸阳原黄土深厚，地势开阔，其形如二十八星宿中的“毕宿”，能庇护汉家天下风调雨顺，而高高的封土又能聚拢地气，防止地气外泄，所以汉代帝王们大都将咸阳原作为千秋之地。

    其三，将堪舆术与天象相结合。古代落后的生产力限制了人类对自然现象的理解，造成其将天象与人事相联系，其中无疑掺杂着很多迷信虚妄因素，但不可否认的是，天象影响着西汉的丧葬文化，作为顶级墓葬，帝陵受其作用也最深，例如“太岁”说、“黄道”说。风水思想认为，每年太岁星所在方位为大凶，不宜动土造墓，而汉代对太岁星十分忌讳，对此，王充在《论衡·难岁》中曾有论述:“涉抵太岁凶，负太岁亦凶。抵太岁名日岁下，负太岁名日岁破，故皆凶也。假令太岁在甲子，天下之人皆不得南北涉，起宅嫁娶亦皆避之。其移东西，若涉四维，相之如者皆吉。何者?不与太岁相触，亦不抵太岁之冲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