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社会生态环境中，政治因素作为不可忽视的变量深刻影响着藏族天葬的发展变化，尤其是政治上的佛苯斗争对于藏族社会的丧葬变迁起着导向作用。

                                  天逸静园,上海公墓

    在佛教传入藏区之前，苯教作为高原藏人所普遍尊重与信仰的本土宗教，一直在藏族社会中占据统治地位，相当于其国教。在政治、经济、生活等各方面，苯教享有高度支配权，左右着国政、会盟、作战、放牧、疾病等各项事务，而表现在葬俗上则是:土葬由于极受苯教推崇，也就决定了它在丧葬领域占据主导地位。

    在佛教传入后，随着以赞普为首的吐蕃王室的大力倡导与支持，佛教发展起来，这使苯教固有的主导地位受到严重动摇和冲击，其结果必然导致佛苯二教之间对抗、较量、冲突。苯教不想失去原有的统治地位，与反佛政治势力合作，想极力遏制甚至消灭佛教，但都没有成功。

    到了吐蕃社会后期，由于赞普大力弘扬佛教事业，紧密依靠僧侣势力，佛教就此得到了空前发展，最鲜明的表现就是:佛教僧伽制度与吐蕃政治制度之间发生交叉与结合，促使了由僧人执掌政治权力的僧相制度的产生，这就是《新唐书·吐蕃传》所载的:“国之政事，必以桑门参决”。佛教势力壮大，苯教并不乐见，于是它便在崇苯贵族大臣的支持下将朗达玛推上了赞普高位，最终实现了自身“兴苯灭佛”的愿望，即“朗达玛灭佛”。虽然这给正在强大起来的僧侣集团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沉重打击，但最终却激起了佛教徒反抗，导致赞普被杀。

    朗达玛死后，吐蕃王室因争夺正统地位分崩离析，这标志着吐蕃王朝就此崩溃，从此苯教失去了可以依靠的臂膀，只能不断走在下坡的路上，而与之关系密切的土葬也衰落起来。再之后，藏区进入了各方势力互相攻伐、连年战乱的混乱局面，不堪蹂瞒的广大平民奴隶发动大起义，这沉重打击了苯教势力倡导的土葬，使之只剩落日余晖。起义后第九年(公元877年)，暴动的民众对赞普陵墓大肆挖掘偷盗，这给以墓葬为表现形式的土葬以致命一击，从此，土葬的主流地位彻底改变，这为天葬发展提供了良好契机。虽然朗达玛灭佛使佛教沉寂了一段时间，但它在受到新兴奴隶主阶级支持后又振兴起来，由于佛教教义与天葬相契合，在佛教扶持下天葬快速发展，成为了代替土葬的新葬俗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