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传入藏族地区主要通过三条途径，一是由丝绸之路经过中国西域传入中原汉地，并在汉地形成了汉传佛教，再间接传入藏区，出入的交汇之处正是安多地区，二是经过尼泊尔传入藏区，与藏族的本土文化结合形成藏传佛教，突出表现在卫藏地区，三是经过缅甸传入藏族康巴地区，并一直影响着康巴地区的藏传佛教。这三种传入方式，使藏族寺院建筑不论是平面布局、建筑结构和装饰的艺术风格上，都因不同的地域特色而具有各自独特的风采。但仔细分析，这种地域特色的形成，是与藏族寺院建筑对各种不同文化兼容并蓄分不开的。

      “文化具有开放性和包容性，不同的文化接触，很快就会发生相互融汇的现象，处在表层的生活文化很容易被吸收，处在深层的观念文化(如哲学体系、价值观、思维方式等)，不是一眼就能看透的，要有深厚的文化根基和较高的文化素养才有可能发生交融。这是一种高层此的交融，这种融合只有在双方都有深厚文化基础的伟大民族间才有可能发生。”藏族寺院建筑结合了中原汉地的建筑文化的元素，直接影响着寺院的选址、建筑的构件以及装饰彩绘手法，融合了印度、尼泊尔地区的平面布局形式、物质形象、门相柱子和托木等形态，同时在某些造物上显示着其它民族文化的特征，正如大昭寺在吐蕃时期建立之初一般，综合了印度、尼泊尔、中原汉地以及其它民族的建筑结合为一体，成为后世不断模仿的寺院建筑对象之一。这些民族和国家的文化注入和影响是藏族寺院建筑形成独特性的有力推手，同时由于在藏族各区域内所受到的文化影响不一样，也形成了具有区域性特征的寺院建筑文化。卫藏地区作为佛教传播和政权统治的中心，是这一特征的主要反映区域，但卫藏地区的文化不仅拥有吸收外来文化的过程，同时还具备对周边区域文化反渗的过程，并形成了以卫藏地区为中心的藏传佛教文化圈，而作为文化圈外圈的康巴和安多地区，他们呈现的形态皆多样，康巴地区多受到蜀地民族的影响，如羌族、彝族等，而安多地区则多收到草原民族的影响，如蒙古族、回族等，这些影响都造成了藏族寺院建筑在各区域内呈现千姿百态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