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一个民族的建筑文化，在其漫长的发展过程中，都会在不同的历史发展时期与周边地区的建筑文化进行碰撞，这种碰撞一方面体现在周边地区的建筑文化对其本土建筑的影响;另一方面则体现在本土建筑文化反作用于周边地区，将其文化向周边地区扩张，这是一种不可否认的文化传播现象。纵观藏族建筑的历史文化，自松赞干布建立吐蕃王朝之后，就开始了对外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他推行藏文，派贵族弟子前往汉地和印度学习，吸纳周边地区的文化，还分别娶了唐王朝和尼泊尔两位公主为妃，引进外来文化并加以运用，推动了吐蕃政治、经济、文化的全面发展。在藏传佛教发展的后弘期之时，各大教派也是不同程度的吸收着周边地区的文化，并融合进本身的文化中。自元朝对萨迎地方政权施政之后，藏族文化更是与中原汉地之间的文化产生着密切的联系，可见，这种文化地传播在不同时期都是客观存在的。
幅员辽阔的藏区是一个东北临中原汉地，南临印度、尼泊尔，西临喜马拉雅山脉的地区，所以了解藏族寺院建筑与周边地区建筑的互渗性关系，是研究藏族寺院建筑区域性特征的前提基础。
首先，与中原汉地的关系。自唐朝文成公主入藏起，藏族地区便与中原汉地密切联系着，而中原汉地对藏族寺院建筑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建筑的选址上，许多藏族寺院最初的修建选址都是通过汉地的风水说进行的，文成公主正是利用汉地的堪舆以及风水之术算出了女魔图，并修建寺庙予以镇压;第二，建筑构架上，主要包括斗拱和屋顶上，它们的形制与装饰方法与汉地相似;第三，壁画装饰上，藏族寺院内壁画多采用汉地工笔的画法。
中原汉地对藏族寺院建筑的影响是深远的，它不仅仅延续时间长，从远古藏族到新中国成立及以后，这是别的地区都没有的时间跨度，受其影响的地区也是十分宽广的，由东向西逐渐深入发展，这是中原汉地文化对藏族寺院建筑文化影响占主导地位的原因。同时，藏族寺院建筑的文化也反作用于中原汉地，随着历史的发展，佛教寺院往中原地区发展的数量也越来越多，五台山、北京、承德等地的藏传佛教寺院逐步兴起扩大，这种双向的文化输出，促进了藏族与全国各民族之间友好往来的加深，更是通过文化沟通达到文化共同进步的基础。
其次，与印度、尼泊尔地区的关系。从7世纪到12世纪，从印度、尼泊尔及克什米尔地区传来的佛教一直影响着藏族社会，在佛教传入初期，寺院建筑设计主要体现在寺院的平面布局形式上，随着佛教传播不断的深入，寺院建筑的梁柱门窗等部件的雕饰都受到印度、尼泊尔地区的影响。比如在藏族早期居于窑洞修行地的考察中，可以发现，窑洞内的平面布局与印度“毗诃罗窟”中的相似;而在柱子上雕塑金刚撅等形状的柱头，分断面雕饰的柱身，以及雕刻在托木上的人物传说故事，这些都来源于印度、尼泊尔地区。
再次，与喜马拉雅山脉以西地区的关系。著名藏学研究者张云在《上古西藏与波斯文明》中的考察得出，上古西藏苯教吸收的是当时位于西亚地区的袄教，吸收的直接结果是藏族原始的天葬形式与袄教的丧葬形式相似，由于它们有着相同的高原地域环境，建筑能够通过生活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在寺院内陈列的许多器物上能找到藏族文化与喜马拉雅以西地区文化之间的联系，宿白先生发表的《西藏发现的两件有关古代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文物》一文中，也明确指出在大昭寺中心佛殿的第二层发现的大型银壶是当时波斯和粟特地区流行的器物，而大昭寺承檐结构上雕塑的人面狮身像其原型也可能源于喜马拉雅山脉以西地区。
藏族寺院建筑艺术在它发展的过程中，撷取了印度、尼泊尔佛教艺术的精华，吸收了中原汉地文化艺术内涵，同时也接受了来自喜马拉雅以西地区的文化艺术特色，使藏族寺院建筑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充分展现出人类文化与文明的发展规律，同时，也印证着藏族寺院建筑丰富且独特的艺术内涵与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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