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后，为南京的发展提供了空间的动力，这其中在西方现代建筑理论强有力的影响和自身民族主义意识觉醒的社会背景下，以政府建设行为为强有力的依托，体现出来众多建筑创作思想与实践。南京民国墓葬类建筑作为众多民国建筑类型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包含其中。它们作为新的国家政权的新的礼制类建筑来建设，较之其他类型建筑有着自身的特点。之所以谓之为新，是较之于中国传统的礼制类建筑而言。传统的礼制建筑主要可以分为:第一类奉天祭地的坛庙，如天坛建筑群等;第二类祭拜先祖、英雄、偶像的祠堂建筑，如各地的关帝庙、孔庙、忠烈祠等;第三类埋葬皇亲国戚、公卿大员的陵墓，如明清帝王陵寝等。它们都是以中国传统文化为基石，宣扬了古代社会王权至高无上、统治地位的象征，表达了占社会统治地位的主流思想价值，突出了古代明显带有政治属性的礼制典章制度。随着近代社会的激变，传统风俗的改变，建筑生产体系的变化，使得延续了三千余年的传统礼制建筑到了民国时代有了一定的扬弃和演变。通过它们的设计，我们可以挖掘当年的人们如何在传统与现代之间寻求借鉴。

                      天逸静园,上海公墓

    首都南京也是民国时期现代建筑师最活跃的地区之一。国外的建筑师，代表人物有墨菲(Henry K Murphy)，他也是当时首都建设委员会专家。改扩建灵谷寺为国民革命军阵亡将士公墓，便是出自其手。然而，在近代的中国，己经产生了中国自己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建筑师职业，而且开办了一定数量的建筑设计机构。尤其是到了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他们在当时中国的城市规划、建筑设计工作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他们在城市规划、建筑设计中，发挥了无法替代的作用。如中山陵的设计者是吕彦直，年轻的吕在中国近代史上的第一次公开竞赛中获胜，标志着当时本土建筑师水准的成熟以及社会的认可，中山陵也是他最著名的作品。同时，他们也做了许多的试验性、探索性的研究工作，对于当代中国建筑师的设计工作来说都具有巨大现实意义，研究他们，可以帮助建立更深层次的思考;对于我们今天研究南京民国文物建筑的价值、制定南京民国文物建筑的保护策略和保护措施，都有很大的影响。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以后，著名的本土建筑创办的机构有:华盖(赵深、陈植、童窝 >,基泰(关颂声、朱彬、杨廷宝、杨宽麟)、同业(徐敬直、李惠伯)等。创办这些从事建筑设计的机构的中国本土建筑师大都有留学欧美、日本的背景。三十年代以后，国内大学培养的建筑系学生陆续毕业，扩充了我国建筑师的队伍。

    墓葬建筑群自古便是为社会上有巨大影响力的人物或群体修建，常常是建设等级很高的建筑，墓葬类建筑是建筑史上的典型代表类型之一，民国墓葬也不例外。南京又是民国首都，较之广州、湖南、湖北等地的民国墓葬文物建筑有如下特点:(1>南京的各型民国墓葬建筑以政府行为为主导。当时的国民政府在财力、人力等方面均高于早前的北洋政府和广州国民政府。其墓葬的建筑整体水平高于其他地区。(2)时间上，南京民国墓葬建筑的建成时间大多晚于广州、两湖地区等。现代建筑技术与理论的发展在20世纪20年代以后相对成熟。较之那些于20世纪初建设的墓葬建筑，如广州黄花岗烈士陵园等，整体建筑水平更显成熟、进步。胡适评“中山纪念堂是亡友吕彦直先生设计的，图案简单而雄浑，为彦直生平最成功的建筑……我们看了黄花岗，再看吕彦直设计的中山纪念塔，可以知道这20年中国新建筑学之大进步了”。(3)南京的民国墓葬类建筑的设计建造受到民国初年颁布的《国葬法》的影响。1916年末颁布的《国葬法》与1917年2月制定的“国葬专墓制度”规范了享受国葬者的要求、国葬经费、国葬选址、国葬事宜的操作单位、墓葬规模、形制、建筑组成等。1916年适逢当局为袁世凯修建“袁林”，为了限制其的形制和规模，也期望对后人加以约束而颁布该法，实际上两个目的均未达到。然而，《国葬法》的出现起到了新时代墓葬礼仪的示范性作用，上行下推，逐步影响着民国时期的丧葬礼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