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作为民国首都，其建设量巨大，类型丰富，越是能够体现其政治与文化中心地位的建筑物，越具有建筑的代表性。陵墓墓葬历代都耗费巨大人力物力，运用当时最成熟、先进的建筑技术、艺术手段来营建，使之成为最隆重的建筑物。所以，其往往能够成为后人了解和研究某一时期的社会思想与建筑成就的窗口之一。

                      天逸静园,上海公墓

      (1>中山陵地区集中了较多数量的民国墓葬类建筑。它们并非一次兴建，而是陆续修建、加建而成。究其原因，主观上，中山陵修建在先，用以安葬孙中山先生，以还其遗愿。随之而来的是一批生前追随孙先生，同样为革命事业立下丰功伟绩的仁人志士，以葬于中山陵周围为荣，从而着手开辟附葬区域。附葬包括了合葬公墓、集中葬、个人葬三种形式，前者，如国民革命军阵亡将士纪念公墓、航空烈士墓等;集中葬，如五棵松附葬区;后者，如廖仲恺、范鸿仙、恢墓等。因此，仅仅在一个相对模糊的规划构思框架下，先后分批兴建附葬区、附葬墓以及其他文化建筑，产生了今天我们看到的围绕中山陵，周边相对集中的出现民国墓葬建筑。集中较多的民国墓葬，无可避免的带来一定程度上的无序性表现;客观上，逝者去世的时间，无从预知，只能根据具体时间酌情处理。同时，修建中山陵地区墓葬类建筑的过程中，国家的政治、经济等诸多客观条件也很有限，尤其是是战争影响。从1937年至1949年，如此短暂而混乱的时间内，中山陵地区的建筑活动难免带来各种形式的负面影响。而之后管理南京中山陵地区的新中国政府有关部门，与之前的档案管理部门的衔接工作显然无从谈起，必然给管理工作造成不利影响，尤其表现在相关资料、档案、文件的保存工作中。在本次修缮工作的资料调研阶段，范墓资料的缺失现象就得以证实。

      (2)南京地区的民国墓葬建筑除了中山陵本身以及随后以附葬形式规划安葬该地区的墓葬以外，在南京其他地区也散落分布许多。它们的建筑选址的主要依据有:一些是墓主生前主要活动地区，如陶行知墓;一些是历史事件的发生地点，如龙潭会师亭;还有一些则选择城市中风景秀丽、环境安静的地区，如粤军阵亡将士墓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