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郊农村民众在参与民俗的重复博弈过程之中，诸个体通过所在集体内部的自我规训，建立了不同程度的文化自觉，这构成了民众个体在集体参与中的策略惯性。本研究具体分析认为，民众个体目前在集体参与中遵循的策略惯性具有着以核心家庭为参与单位和以民俗组织成员为参与单位的不同路径。

                   天逸静园,上海公墓

    以王开张氏祠堂为代表的同姓集体骨灰祠堂，通过召开家族会议组织了各个核心家庭的成员。在核心家庭内部达成了一致的决策之后，由该成员向核心家庭内部传递关键信息，并对于家庭成员进行对应的自我规训。以小义堂骨灰堂为代表的异姓集体骨灰祠堂，则通过村红白理事会的组织形式在社区内征集民众意见，通过村委大会达成内部决策，并进行社区内公示公告。基于对诸个体自由选择的尊重，对于另作他选的村民，理事会成员只进行适当地规劝。

    可见，民众个体通过所在集体内的自我规训，从而建立了对于骨灰祠堂的文化自觉。即使这一文化自觉当下，城郊农村民众在认识了自身文化，接触并理解了多元的他者文化。在乡土性与现代性交织的城郊农村地区，民众集体尝试以共同认可的祠堂文化吸收了骨灰堂功能，重构出了一整套与之相关的多元文化兼收并蓄、共存互构的骨灰祠堂制度及相关民俗。王开张氏集体倾向于家族认同的构建，选择了更具有祠堂形制的“前祠后墓”的重构模式;而小义堂村集体以“入土为安”的民俗认知结合汉墓地宫形制，产出了“上墓下室”的重构模式。在此基础上，两个集体又以高度的文化自觉完成了与之关联的葬礼、婚礼等具体民俗事项的“新俗”构建和“旧俗”重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