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了解了汉晋魂瓶所反映的丧葬观念与升仙信仰，又从考古学的视角探究了汉晋魂瓶的死生映像，那么汉晋先民们又是怎样对“魂瓶”这一器物进行定位的，它又被认为可以引导灵魂到何处呢?

                   天逸静园,上海公墓

    本文对“汉晋先民们想象中的灵魂去处”有两种推测:来生世界和极乐仙境。第一种推测认为，人死后经历了一个“由死到生”的转变，在另一个世界开始崭新的生活。因此汉晋时期遵循着“事死如事生”“厚葬”的信仰，大量的随葬明器、实用器和模型明器无一不备，同时出于住宅方面的考虑，土坑竖穴墓也完成了向室墓的转化。所以无论是随葬明器还是砖、石室墓，其实都是为死者来世的舒适准备的。也就是说，死亡后并非“不饥不寒”“无欲无求”，而是开始一种崭新的世俗生活。对“来生复活”的想象并非凭空猜测，《中国石器时代》中曾谈到:“山顶洞人用赤铁矿做红色的染料，将装饰品染成红色。尸体旁边的土石上，也撒上赤铁矿粉末，染成红色。由于“人死血枯”的缘故，考古学者认为“赤铁矿粉末”可能是新生血液的象征，代表着来生的复活。第二种推测则是结合宗教的因素。无论是“仙宫”还是后来流行的“佛教道场”，都是一种对“飞升”的期盼向往。人们认为死后有机会能够飞升进人一个“永恒不灭”的极乐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人不需要物质资料，可以不用再为世俗事物烦扰，可以达到“无欲无求”的境界。而进人仙境与像古代皇帝那般妄想吞服丹药成为仙人不同，它可以通过一种简单而无须努力的方式来实现一一“尸解成仙”，死亡可以褪去沉重的肉身，而灵魂则是通过魂瓶等一系列通灵器物的引导飞升极乐世界。例如，《楚辞·九歌·大司命》中:“广开兮天门，纷吾乘兮玄云。令飘风兮先驱，使谏雨兮洒尘。这便是一种对仙境的想象。

    这些想象都需要一种“灵魂媒介”来完成“由死到生”或者“由死蜕仙”的转化，魂瓶则充当了这类角色。在前文中我们也有所提及，魂瓶的摆放位置存在位于墓主棺床附近的现象，极有可能是为了引导灵魂之便。

    那么，为什么对于死后的世界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想象呢?为何两者又可以并行不悖，同时并存?以魂瓶为例，其原本属于仓储明器“谷仓”的角色，又为何带有飞升成仙部分的堆塑存在?这就产生了一个难以理解的问题。对此，我们有以下几种推测。第一种推测:汉晋先民可能认为死后进人仙境有一定的难度，为了保证无法进人仙境的死者不至于无处可依，通过营造室墓和随葬大量明器的做法保证墓主的衣食住行无忧。王充在《论衡》中谈到:“阂死独葬，魂孤无副，丘墓闭藏，谷物乏匾，故作偶人以侍尸枢，多藏食物，以欲精魂。这反映了为防止死后孤苦无依采取的一系列措施。第二种推测:仙境是一种假想存在的世界。在汉晋墓葬中，室墓和大量的明器体现的都是为来生的准备，而仙境的营造往往是通过器物的纹饰堆塑、壁画等形式存在，属于装饰。因此两者的主次地位清晰可见。即使仙境并不存在，墓主依旧可以在死后开始崭新的生活。“始皇初即位，穿治骊山。及并天下，天下徒送诣七十余万人，穿三泉，下铜而致停，宫观百官奇器珍怪徒藏满之……上具天文，下具地理。以人鱼膏为烛，度不灭者久之。”秦始皇陵是构建“微型宇宙”的代表陵墓，我们可以看到在《史记》中并未有秦始皇陵存在仙境的具体形象的记载，这反映出一种对“仙境”和“飞升成仙”的疑惑(特别是在始皇东海寻仙无果后)。

    在灵魂归宿的问题上，“来生世界”的想象显然占据了上风。这一想象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1978年湖北随州擂鼓墩发掘的战国早期曾侯乙墓中，其停室的四室空间(其间以小孔相连)便是一种室墓的雏形。四室中发掘的大量器物包括编钟、车马器等，可以视作为死后新生使用享受而做的准备。人们出于对来生的美好寄愿，不惜耗费大量的财富来营造死后的家园。

    综上所述，魂瓶，这种埋葬于汉晋时期长江中下游墓葬里的随葬明器，并非是诞生于古人的随手而为，而是凝聚着众多丧葬信息的器物。汉晋魂瓶体现了生者对死者的祭祀，反映了先民期望来世仓虞丰实的美好向往，折射了对仙境世界的憧憬和对生命“不死不灭”的精神渴求。简而言之，魂瓶是汉晋先民们丧葬观念和宗教精神的一个缩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