蒲松龄写该篇小说时宋之普的两个儿子均在世，也不存在二子因堪舆不合负气弃父枢于路多年不葬的事实。这个情节可以说是蒲松龄的艺术创作，也可以说是蒲松龄描绘了一个清代较为普遍存在的因风水原因而停丧不葬的丧葬现象。前文已述宋家全族上下对堪舆都较为重视，一直延续到清后期都没有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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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堪舆不限于鲁南地区，宋之普的好友张谱彦也对堪舆有着特殊的感情。他的《依水园文集》中专有一篇文章《卜兆纪异》记述为其父选墓地的特殊经历。文中载为父卜地，聘请了精于堪舆的长垣杜月湖孝廉，还带了郭公望、赵敬台、郭漱六、汪用襄和他的兄弟们一同前去勘验。经历的勘验过程复杂而又奇异，他自己在文末感慨“鬼神之道实不敢诬矣”，而其门生卢绽在后面评论:“以奇笔写奇事，磊落可观，益信天下事俱非偶然，计量之私无所庸矣。”lA  95张谱彦还是自诩“生平不喜言鬼神事”的人在堪舆上都深信不疑，可见堪舆之事在当时的深入人心。刘正宗在为宋之普作《宋今础假旋改葬兼视家于淮》之外，还为程邑作《送程幼洪之汉川迎棕归葬江宁》，诗中也写出了“好为卜牛眠”的句子，可见刘正宗也是认可堪舆的，对两位朋友的丧葬事上都祝愿对方能寻到一块风水宝地—“牛眠地”。除宋之普周围的人重堪舆外，整个明末清初的丧葬习俗上都有重堪舆的风气。《大清律例》规定:“凡有(尊卑)丧之家，必须依礼(定限)安葬。若惑于风水，及托故停枢在家，经年暴露不葬者，杖八十。但是这条规定并没有真正的实行。康熙雍正年间的朱轼总结了当时停丧不葬的原因，其中之一就是不得葬地:“近世士大夫，有累世不葬者，有累数枢不举者。洁其所以，则有三焉。一日家贫不能葬……一日不得葬地·····一日时日不利。”清乾隆年间这种停丧不葬的现象仍然存在，严有禧的《漱华随笔》“假葬”条说:“世俗过信堪舆，多停枢不葬，或以砖石瓷土，至数十年犹不埋者。

    在蒲松龄的时代，因堪舆而停丧不葬的事件比比皆是，他才能写出兄弟相争，委亲枢于路旁多年不葬的情节。蒲松龄自己也是相信堪舆的，他批评的是过分相信堪舆的行为，这在《堪舆》的末尾评论足以说明:“青乌之术，或有其理;而癖而信之，则痴矣。”

    蒲松龄通过《堪舆》中宋家重堪舆的极端化行为来批评这种过分相信堪舆的风气。本来宋之普两子因年龄的差距在宋之普去世时并不存在两兄弟之间的冲突，但蒲松龄却借宋之普的死，两兄弟的冲突，把清代家族中类似的冲突激化出来:兄弟各选一地，各举行仪式，在下葬之日，两兄弟的送葬队伍在歧路上争执不下，从而委枢于地不得下葬。既使这样，两兄弟的争斗也没有真正的结束，在庐墓上又激发了新的竞争，兄建房，弟亦建房，兄再建，从而三年成村。这种夸张的手法增强了故事的戏剧性效果，给观众造成强烈的观感刺激。同时，又运用前后对比的手法来肯定宋家女子的卓越。在史料中只能看到宋念祖妻史氏与其子信堪舆，宋瞻祖妻也是出身名门，但看不出宋家两子媳都善堪舆的相关证据。蒲松龄却通过艺术的创造重点塑造了两个卓越的女性形象，她们在兄弟相继去世后，联手合作，平息争斗，另选高明勘验，亲自把关，最后成功地为宋氏家族选择一个好的墓地，并通过三年后的宋家长孙武举的实现，进一步突出了宋家女性的远见卓识。宋氏两兄弟的愚蠢与极端，宋氏两她狸中和的智慧，前后对比效果明显，由此让读者受到警醒而认识到过分相信堪舆是愚蠢的行为。正如何守奇评论此文说:“闺阁言如操券。乃知两公子都不及也。”但明伦评论说:“况如宋兄弟者，强作解人，以亲枢为负气之物，竟致委而不葬，卒之所石封侯拜相者，徒贻笑于闺中。何智出妇人下哉!”“

    如此看来，《堪舆》一篇是他有感于宋之普家堪舆事件，在真人真事的基础上，结合当时的堪舆风气，利用虚实相生、夸张等手法进行了艺术的生发，从而达到对清初过分重视堪舆社会风气进行批判的目的。此篇当作于康熙十年(1671)蒲松龄从宝应回乡之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