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之际，伴随中国历史上经济重心的不断南移，关中地区作为古代国家基本经济区的地位不断旁落。同时，上述丧葬文化的国家文化的色彩与性质逐渐淡化，转而向着一种区域性特色鲜明的丧葬文化进行转变，而在这一转变过程中，关中丧葬文化吸收了诸多不同的文化因素，具有明显的多元化趋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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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关中地区在唐宋以后逐渐丧失了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地位，但悠久的历史文化传承依然是影响关中地区丧葬文化发展的重要因素。周代礼乐与儒家传统的影响始终占据主导地位。

    周礼直至明清时期依然是关中地区丧葬文化中不可动摇的基本准则，这一点在现存的各种方志中随处可见，以下仅列举数条:《重修灵台县志》记载，当地依然遵守周代的五服制度，“斩衰(服不缉边)、齐衰(服缉齐)、期服(一年之服)、大小功(大功五月、小功三月)、绍麻(与大小功同)等服，谓之“五服”，悉循文公《家礼》。”《合阳县志》记载，当地进行丧葬仪式时，“士行《家礼》，亦题主、祀土如仪;其酬宾不过葛巾、纸扇、酒肉而己。”《乾州新志》则记载，“二十七月除服，此礼古今南北无二。乾俗，必满三周岁始免素服，虽仕宦从吉，亦不骤用色衣。”《礼》:“女子既嫁，为本生父母降服期年。”乾俗，即己嫁之女，满三周岁而除。虽逾乎礼，要之不失笃乎情也。有上述材料可知，严格遵循古老的周礼是关中丧葬文化发展过程中的一大特色。

    此外，儒家传统也是关中丧葬文化的影响因素之一。例如，儒家所提倡的久丧之制要求服三年之丧，至明清时期，这一传统在关中地区依然予以保留。如《周至县志》记载，当地士大夫之家举办丧事，“俱仿《家礼》而行，丧必三年，而后易葬，有庐墓者。”《华亭县志》则记载，当地丧葬“除服均依绍麻、大功、小功、期年、三年之制，无陨越者。”《重修灵台县志》记载，三年释孝服，亦古称樟则除之义也。亲丧，有期年、二年，或三年后方葬者。由上述材料可见，关中地区丧葬礼俗收到了较多的来源于儒家经典传统文化的影响。

    唐宋以后关中地区丧葬文化的多元化转变，首先来自于佛教的影响。唐宋时期佛教的中国化及其普及，使得佛教逐渐变成中国人普遍接受的宗教。而宗教又是丧葬文化的重要影响因素之一。

    佛教对关中地区丧葬文化的影响，可以通过明清时期方志中所载的关中丧葬习俗中得到一定的了解。至明清时期，在关中丧葬过程中，随处可见佛教的影子。例如，《咸阳县志》载，士大夫家遵循《家礼》而行，然习俗移人，侈靡是竟，乃有盛作佛事，或召优酣饮者;甚有或于阴阳家言，停棺不葬者。颓风陋俗，碎不能尽改，民任其顽，亦长官者应分其咎也;《周至县志》亦载，士大夫之家，丧事俱仿《家礼》而行，丧必三年，而后易葬，有庐墓者。其小民之家，乃有盛作佛事，或召优、酣饮者，甚有惑语阴阳家言，数年不葬者。有心世道之君子。函宜训诫如礼;《永寿县志》同样记载了丧葬习俗中佛教存在的踪迹，丧，即日成服，三日即吊奠。有力之家，不别亲疏，扯布散衣帽，名曰散孝。以各色纸结金银山斗、层楼、驼、狮、象、马及蟠幢、帛联，亦有作佛事者……此外，随着佛教的传入，丧葬中开始出现了“七七追荐”。因为佛教使人相信因果轮回。佛教认为，人死后，要举行“斋七”，每七天设斋追荐一次，共追荐七次，即七七四十九天，以为这样可以超度亡灵。

    凡上所述，皆说明关中丧葬文化在唐宋以降多元转变的过程中收到了来自佛教的影响。此外，道教作为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也是影响关中地区丧葬文化发展演变的重要因素之一。如《径阳县志》记载，当地富人之家举办丧事，“富家务为豪侈，往往当灵塞巷，僧道诵经，踵事增华，无所底止。”

    由上所述，关中丧葬文化在后期的发展过程中，深深受到了佛道二教的影响。

    关中地区自古以来便是中国重要的农区之一，自然地理环境优越，适宜农业生产的进行。明清以来，伴随着中原汉族地区人地矛盾的尖锐，关中地区相对缓和的人地关系为其接纳来自各地的移民提供了必要条件。导致关中地区人口迁移的一个重要因素山东河南等地的灾荒。

    以山东地区为例，在同治回乱之后，山东“移民入关中后，出于封建农业社会本能逐“地”性的需要，他们沿回乱后形成的人烟稀少的关中东部长带，在三原、高陵、阎良、临憧等区县及渭北的富平、大荔、渭南、蒲城等县，建立起众多的移民村落一一山东庄，初步估算而今人口己达30万人以上。”④(张洁2012:摘要)由此带来的在丧葬文化上的影响是，鲁西南地区的丧葬文化传入关中，对关中地区丧葬文化的简化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综上所述，关中地区唐宋以降丧葬文化的发展因受到多重因素的影响，因而在发展过程中亦形成了多元化的特色。其中，固有文化的影响是其丧葬文化发展最重要的影响因素，而宗教和移民的影响虽不是主要因素，但却在客观上增强了关中丧葬文化的地域胜特色和多元化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