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需要说明的是，虽然在上文中，本文从“葬”文化和“丧”文化两个方面分别介绍了整个中国地区与关中地区丧葬文化的发展过程与发展中的同步性，但这并不意味着“葬”文化与“丧”文化是在两条严格独立的路径上分别发展并渐及于成熟。以历史的客观事实而言，“葬”文化和“丧”文化在全部起源之后，事实上都存在着一定程度的相互交织。

              浦东玫瑰园,玫瑰园公墓,天逸静园玫瑰园,天逸静园,

    在关中地区，如果说半坡遗址中“丧”文化的色彩还极为淡薄，那么，至周人开始丧葬二者便开始了其从相互交织到相互合流的发展历程。例如在上文中所引文献中，周人丧礼的界定对象如棺撑、明器等尚属于“葬”文化的范畴，那么，按照不同的等级与身份对这些属于“葬”文化的外延进行礼仪性的规定，则体现出“丧”文化在制度层面的基本内涵，即“葬”文化与“丧”文化己经开始呈现出相互合流的最初迹象。

    关中地区“葬”文化与“丧”文化的分别趋于成熟阶段和两者在这一阶段的进一步合流标志着关中地区丧葬文化的基本形成。其最具代表性的便是近年来考古发掘出土的秦公一号大墓，相关考古材料证实，在秦公一号大墓中，作为“葬”文化基本要素的墓葬、棺撑、人殉、随葬品、墓碑等物质载体基本齐备，在墓葬规格上无不体现出象征等级、表明尊卑等“丧”文化的内涵，因此，该大墓可以看做是关中地区丧葬文化形成的标志性载体。

    基于上述分析，基本可以认为，关中地区“葬”文化和“丧”文化分别在新石器时代前后起源，其后经历相互交织的发展历程而渐趋成熟，并在春秋战国时代相互合流并最终形成一套较为系统完备的丧葬文化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