浸淫日久，风俗非旦夕之间可以改变。高允在谏议书中曰:“前朝之世，屡发明诏，禁诸婚娶不得作乐，及葬送之日歌谣、鼓舞、杀牲、烧葬，一切禁断。虽条旨久颁，而俗不革变。将由居上者未能俊改，为下者习以成俗，教化陵迟，一至于斯。”从“前朝之世，屡发明诏，”就足以证明，前面所提到的两方墓志中，鲜卑族的先王为了汉化，在皇家丧葬礼俗中，恢复了儒家的“立尸礼”。

    儒家观点认为，一种风俗的改移，必须有赖于君子的表率，如《毛诗序》曰:“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1}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故曰风。”《论语》则曰:“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堰。”而改造风俗的手段，则是需要礼乐文化的浸染，如《荀子·乐论》:“乐者，圣人之所乐一也，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风易俗，故先王导之以礼乐而民和睦。”作为儒家士人，高允的谏议书中，不但要取缔“事之如父母，燕好如夫妻”的丧祭仪式，更要从“禁诸婚娶不得作乐，及葬送之日歌谣”等用乐制度人手。

    《魏书·高允传》记载，成帝对高允言听计从:“允言如此非一，高宗从容听之。或有触迁，帝所不忍闻者，命左右扶出。事有不便，允辄求见，高宗知允意，逆屏左右以待之。礼敬甚重，晨人暮出，或积日居中，朝臣莫知所论。”如果没有孝文帝的宽容，高允就不敢上这个谏议;没有孝文帝的支持，高允的谏议书难以被正史所记录，孝文帝和高允演了一出“双簧戏”。

    凭借着上述材料，段文得出了北魏王朝上下盛行“魂人”礼俗:“细味高允所言，这里应已指向皇室并没有做出表率，其‘魂人’旧制因袭不改，而且文成帝朝对民间的‘魂人’旧习也没有像前朝一样强行禁止。”按照如此逻辑，每个正常的丧葬礼俗中，都必然有“魂人”之说，那么，无论是传世文献，或者出土墓志中，都会有大量文献以资证明，但为何只有段文惊喜的“吉光片羽”为证呢?段文进一论证说:

          显示文成帝并未就高允的建议表态，更没有采纳施行。另一个颇具说服力的事例是，烧葬之俗也在前朝明令禁止之列，但文成帝葬礼上仍然沿用了拓跋鲜卑的“烧葬”故事:“国有大丧，三日之后，御服器物一以烧焚”，当时文成帝皇后冯氏甚至“悲叫自投火中”。前朝诏书旨意并未得到遵行，上者仍然“未能凌改”，可见旧习俗的顽固性。依照段文的逻辑，“魂人”旧俗在高允谏议后一切依旧，那么，为何“烧葬”这样的陋俗能被史书记录下来，而更有敬意的“魂人”礼俗却没有记录呢?

    在总结杜佑《通典》材料基础之上，宋元之间学者马端临，在《文献统考》一书中亦认为:

          有祭立尸焉，三代以前，中华人祭必立尸，自秦、汉则废。案后魏文成帝拓跋睿时，高允献书云:“祭尸久废，今风俗父母亡股，取其状貌类者以为尸而祭焉，宴好如夫妻，事之如父母，败损风化，}f乱情礼。”又周、隋《蛮夷传》，巴、梁间风俗，每春秋祭祀，乡里有美鬓面人，迭迎为尸以祭之。今郡、道州人，每祭祀，迎同姓丈夫妇人伴神以享，亦为尸之遗法。②一也就是说，秦汉之前的“立尸礼”与鲜卑族的“立尸礼”比较，在礼制上有实质的区辨:一、儒家的“尸”是按照礼制规定产生的:“礼，天子以卿为尸，诸侯以大夫为尸，卿大夫以下，以孙为尸”，而鲜卑族则是“取其状貌类者以为尸”;二、儒家主张的“尸”祭，“尸”不能介人活人的日常生活，而鲜卑族的“尸”则深人介人生人的生活:“宴好如夫妻，事之如父母，”这在儒家看来，无疑就是“乱伦”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