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是村落社会日常生活的主体。农民的日常生活主要是在“祠堂一家宅”的空间图式中展开的，平面空间图式因而定义了农民生活的社会空间。在日常生活中，农民出于自身的需求和利益，倾向于通过“堪舆之术”占领村落日常空间的优势位置，进而改变社会关系的空间格局。相对于祠堂的空间既定性，家宅的空间布局成为农民空间干预的主要切口。在聚族而居的南方农村，农民直接关注的是家宅的位置、朝向以及门前院子的格局，从而产生空间竞争的行动取向。村庄社会空间是日常生活关系的空间化，并通过家宅的空间位置表现出来。“祠堂一家宅”的空间图式如何具体化为有序的社会空间是一个实践问题。

        案例1:在广东南雄，不少自然村依然保留着较为传统的空间格局。每个村子都有自己的风水格局，一般是以祖厅(当地的习惯性称呼，与祠堂等同)的朝向为风水佳位，村民建房由此定向。在当地人的风水观念中，祖厅占据的通常是村庄中最好的风水位置，村民建房大多围绕祖厅，以求得祖厅庇护。在方向的选择上，村民会自觉与祖厅朝向保持一致，没有人不按规矩，因为“一个人不能强过那么多人”。比较普遍的情形是，家宅以祖厅为中心而向两边延伸，祖厅的朝向大致决定了农民家宅的朝向。同时，无论村落空间如何有限，祖厅的大门绝对不会被家宅遮档，否则会影响祖厅的风水，这自然会受到其他人的责难。对于几个姓氏共同居住的自然村落，例如黄村的小阪头自然村，该村两个姓氏共600人左右。其祖厅的空间格局出奇一致，不仅朝向完全相同，且位于一条与其朝向垂直的水平线上。村中老人对此的解释是各个家族祖先之间的一种默契。事实上，当地一些多姓的自然村依然保留了“众厅”的形态。众厅即几个姓氏所共有的厅堂，起到了在自然村层面协调不同血缘结构的作用。在遭遇涉及几个姓氏的公共事务时，众厅作为自然村共有的场所，补充了祖厅的功能。

    案例1反映了“祖厅的范围”的空间规划意涵。“祖厅的范围”源于祠堂的伦理性，赋予农民在村落生活中的“本体性安全感”。事实上，在南方村庄，祠堂通常是村落空间中的风水宝地，且具有一定的辐射范围。如果是在“祠堂的范围”建房，则根本不需要看风水，若坚持看风水，则可能扰乱村落整体空间秩序，难免招致他人的反对与舆论的抵制。可见，作为村落空间中心的祠堂成为农民风水实践的基本参照，主导了农民家庭布局的空间逻辑，限制了农民之间的风水竞争，是村落社会空间的有序扩展的重要保证。因此，基于“祠堂一家宅”的空间图式，空间竞争并不必然转变为风水冲突，而是村落社会空间扩展和调适的重要动力。

    风水知识并非一种标准化的知识，对空间利益的追逐与竞争本身具有风险。祠堂定义了村庄社会的风水实践法则，标定了“道德力”的辐射范围。在这个意义上，“祖厅范围”具有风水利益的空间连带效应，强化了风水实践的公共性。相反，个体的风水实践如果破坏既定风险法则，或者超出祠堂的风水辐射范围，可能导致现实或未知的风险。例如，在广东南雄黄村的某自然村在20世纪80年代因龙卷风的破坏，有9户人搬离原来村庄在稍远的地方建立了新居住点。但因搬迁后，相继有人遭遇雷击、车祸、生病等而意外去世，如今仅剩下1户。当地农民将上述变故主要归因于脱离老村子的祠堂风水范围。可见，基于面向阳宅的风水实践逻辑，村庄的空间演化具有了自发规划的效果，在自然空间的基础上形成富有层次性和包容性的社会空间。家宅向祠堂敞开，构成了村庄社会空间的有机组成部分，为村庄社会交往提供了坚实广泛的空间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