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教自魏晋传入青藏高原后，历经南北朝、隋唐、宋元明清、民国直到今日，得到了持续不断的发展，其势头虽不十分强劲，但发展是连续的。它对当地民族文化的影响是广泛而深远的，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受道教影响而形成的河涅民间信仰群体—“家道”
在青海东部的民和、乐都一带“家道”盛行。(家道指道士走访民间，通过讲经等途径吸收道教民间弟子。如果道士认为某人品性等符合要求，便会到其家举行仪式—解释经典，赠送“玄妙真经”，颁发象征着道教弟子身份的“道经师饭依证”，上面写有道教三位最高尊神的道教尊号，以及道教弟子应遵守的各项戒律，目的是证明其道教弟子的身份，同时赠予一枚镇宅驱邪的铜镜和一部道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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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乐都武当山道观，在道观的瑶池宫中列有很多家道弟子的功德碑，其上有民和地区、乐都地区的道教阪依弟子，多达几百之众。这些家道弟子多是拜附近道观中的道士为师。民和、乐都两地的道观都是龙门派的传承，因此，家道弟子都称自己是龙门派弟子。乐都县境内昆仑山道观历史上有名的道观，建于民国二十四年，在文革期间被毁，宗教政恢复后，重建所需的经费都是由甘肃、青海的坐家道募化而来。家道为道观建设募集资金，虔诚至极，并成为现今道观重要的经济来源。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道教在青海地区有着广泛的信众基础。这些家道弟子的分布以附近的道观为中心呈辐射分布。据青海省道教协会统计，全青海省道教宫观20个，教职人员约500人，其中全真派道士约100人，正一派道士约400人，信教群众约10万人。
可见，青海道教教职人员并不多，但有广泛的信众基础，且多数集中在青海东部的农业地区，因而也说明了道教在青海东部地区的影响较为广泛。
(二)道教与藏传佛教文化相结合
道教与青海民族文化的交流中，吸收了藏传佛教的元素。例如，在乐都引胜乡的武当山道观神殿前设有偎桑炉，民众用哈达表示对神的敬意，体现了道教对藏传佛教元素的借鉴吸收。在民和川口地区，经济条件好的汉族人家在举行葬礼时会同时请道士和藏传佛教寺院中喇嘛到家中念经超度亡灵。在埋葬亡灵时，道士念“迎归经”，喇嘛诵“蕃经”，祝福亡灵进人西方极乐世界。道教科仪坛场与藏传佛教超度亡灵出现在同一场合，既说明了当地民俗信仰的开放性，将不同的宗教文化融于一处，并逐渐形成河涅特有的地方文化现象，也从侧面折射出河徨地区道教与少数民族宗教交融、结合的地方特色。
(三)道教文化和土族萨满文化的交流
在青海的少数民族中，土族受道教的影响最大，一些道教神仙谱系中神灵被吸收借鉴到土族的信仰之中，如二郎神、九天玄女等。笔者以土族人的多元宗教信仰为线索，对青海省民和县土族聚居的三川地区(主要是中川乡)进行调研。在三川地区的“纳顿”中，“法拉”是重要角色，“法拉”的“通神”行为(萨满舞蹈动作，“神灵附体”后的神舞)及占卜，都带有北方萨满信仰的内容。在此过程中，“法拉”要通过念咒使“神灵附体”，咒语的大致内容是诵唱神灵的称谓和神迹，其中就包含有道教文化内容。例如，诵唱土地神时用“元始安镇，普告万灵，土地抵令，左社右樱……坂依大道急急如律令”的咒语。“急急如律令”是道教的符咒语，在此处被法拉运用在咏唱神词的巫咒中。可见，土族纳顿的仪式是一个多元宗教文化的载体，以北方萨满的遗俗为基础，整合其他宗教元素，形成了现今的民俗文化形态。
(四)道教济度思想与河涅丧葬文化的结合
河徨民间有些民族的举行丧葬仪式时，请阴阳师举行道教科仪(大致有三忏和铁罐法食两种)来超度亡灵，并要到村庙中为亡灵诵经消罪，体现.了道教与当地民俗的结合。青海民间有“嘛呢会”，是一种相当松散的民间信仰组织，从民国时期流行至今，成员多半是老年人，且多半是妇女。他们识字不多，宗教信仰模糊，从佛、道两教中吸收内容，信仰混杂。嘛呢会的经文都是三字组成，内容简单易读。在葬礼、庙会、场会都会有嘛呢会，其中渗人了道教内容。
在民和县巴州城I}妙庙会中笔者录下其中的一段嘛呢经:“亡灵登科经一卷:擎驾南来星月波，忽闻此处尽孝声，原始留下一卷经，复兴法门度亡灵，……诵经功德不思议，孤魂滞魄早超生，十方救苦大天尊，一切方便是修真。”
由上段经文可见，青海民间宗教组织的信仰将佛教和道教神信仰吸纳合并，形成民间自有的信仰。救苦天尊是道教神名，在梁陶洪景《真灵位业图》第一神阶右位，居玉清境，是专门拯救不幸堕人地狱之人。救苦天尊的神明出现在河惶民间的嘛呢经文中，可见道教神谱中的冥神在青海民间信仰中得到了认同，道教的神灵信仰影响到此地的民间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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