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两汉魏晋时期葬俗，经历了由汉代崇尚厚葬到曹魏时期倡导薄葬的转变。

    西汉建国之初承秦制，帝王崇尚厚葬。虽经济凋敝，汉初至文景时期崇尚无为而治、提倡节俭，但皇帝仍力求仿效秦皇丧制，大设随葬俑群。汉武帝时，社会经济繁荣，厚葬之风更趋兴盛，形成了完备的玉衣制度，以玉衣敛尸成为武帝以来汉代厚葬之风的代表。《西京杂记》载:“汉帝送死皆珠糯玉匣，匣形如恺甲，连以金缕。武帝口含蝉玉，身着金缕玉匣。匣上皆镂为蛟龙莺凤龟麟之象，世谓为蛟龙玉匣。”东汉之时，厚葬之风尤甚，形成了以编缕质地区别墓主身份等级的制度，皇帝宠幸的外戚大臣也以受赐玉衣为荣。《后汉书·仪礼志》载:皇帝用“金缕玉匣”，“诸侯王、列侯、始封贵人、公主莞，皆令赐印玺、玉匣银缕;大贵人、长公主，铜缕”。考古发现的汉代帝王诸侯陵墓也印证了这些记载的真实性。

                               天逸静园,上海公墓,浦东公墓,

    在儒家思想占据汉代的思想正统地位以后，慎终追远、事死如生成为“孝梯为本”的行为规范。在社会上层贵族的垂范带动下，官吏百姓无不以“厚葬为德，薄葬为鄙”，崇尚厚葬久丧和遵守丧葬礼仪成为衡量仁、孝的重要尺度。为博取孝名，普通百姓普遍重视厚葬。《盐铁论》载:“死以奢侈为高，虽无哀戚之心，而重重葬厚厚币者，则称以为孝，显明于世，光荣着于俗，故黎民相慕效，以致发屋卖业”。据不完全统计，仅在20世纪50年代初到70年代前期，经科学发掘的汉墓总数已达万座以上。洛阳地处中原腹地，遗留下来的汉墓数量很多，已经发掘的达3000多座。其中，有装饰华丽的空心砖墓、画像石墓和壁画墓，更不乏规模庞大、结构复杂、随葬器物丰富精致者。这也成为汉代社会普通成员崇尚厚葬的真实再现。

    曹魏时期，主流的丧葬观念发生明显转变，开始倡导薄葬，开创了魏晋北朝时期的薄葬时代。

    首倡薄葬的是曹操。建安十年(205)，曹操平冀州后，即“令民不得复私仇，禁厚葬”。建安二十三年，令曰“古之葬者，必居痔薄之地。其规西门豹祠西原上为寿陵，因高为基，不封不树”。建安二十五年，曹操遗令曰:“天下尚未安定，未得尊古也。葬毕，皆除服，其将兵屯戍者皆不得离屯部。有司各率乃职，敛以时服，无藏金玉珠宝”。有学者指出，曹操对汉代厚葬之风的变革，也遵循一定的礼制，并形成了一套有别于汉代、以“薄葬”为特征的新丧葬模式，在考古遗存上表现为禁止在地面上设置标志性和祭祀性设施、禁止玉器等随葬明器的使用、简化地下的“居住性设施”。这种葬制上的简化，到西晋时得以确立，并一直影响了魏晋南北朝时期。

    魏文帝曹王承袭了曹操的薄葬主张。黄初三年(222)，曹王作《终制》日:“封树之制，非上古也，吾无取焉。寿陵因山为体，无为封树，无立寝殿，造园邑，通神道……故吾营此丘墟不食之地，欲使易代之后不知其处。无施苇炭，无藏金银铜铁，一以瓦器，合古涂车、当灵之义。棺但漆际会三过，饭含无以珠玉，无施珠糯玉匣。”为让自己的诏令得到更好的执行，又曰:“若违今诏，忘有所变改造施，吾为戮尸地下，戮而重戮，死而重死。臣子为蔑死君父，不忠不孝，使死者有知，将不福汝。”黄初七年，曹巫死后葬首阳陵，“自殡及葬，皆以经制从事”。曹巫之后，魏明帝曹睿虽生前骄奢无度，但在丧事上同样提倡薄葬，“未邃营陵之制也”。以皇帝为首的上层统治阶层率先薄葬，对社会丧葬习俗产生了深远影响，史籍载曹魏时期大臣中力行薄葬者颇多，如右将军徐晃、左仆射徐宣、司徒韩暨、右仆射王观等人。

    造成这种转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一，汉末以来天下大乱，经济凋敝。其二，社会政治不稳定，皇权削弱。其三，盗墓盛行，对墓葬被盗产生了恐惧的心理因素。其四，战国汉代时期部分薄葬思想主张的历史影响。其五，玄学兴起和老庄思想的流行、佛教传播，推动了薄葬风气的形成。其六，统治者的率先垂范，带动了薄葬的实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