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时期战乱流离，汉代以来的厚葬风气有所衰减。《晋书》卷二十《礼志中》载:“魏武以礼送终之制，袭称之数，繁而无益，俗又过之，豫自制送终衣服四筐，题识其上，春秋冬夏，日有不讳，随时以敛，金洱珠玉铜铁之物，一不得送。……汉礼明器甚多，自是皆省矣。”晋宣、景、文帝等亦皆“敛以时服，不设明器”，“江左初，元、明崇俭，且百度草创，山陵奉终，省约备矣”。“成帝咸康七年，皇后杜氏崩”，“孝武帝太元四年九月，皇后王氏崩”，皆停选挽郎，下诏“终事唯从俭速”。《宋书》卷十五《礼志二》载:“宋文帝元嘉十七年，元皇后崩，诏亦停选挽郎。”在皇室提倡俭葬的情况下，整个社会也形成了俭葬的风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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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晋书》卷九十一《杜夷传》载其《遗命》:“角巾素衣，敛以时服，殡葬之事，务从简俭，亦不须苟取矫异也。”《梁书》卷五十一《刘敲传》载其《革终论》列举俭葬的例子:“张奥止用幅巾，王肃唯盟手足，范冉硷毕便葬，奚珍无设筵几，文度故舟为停，子廉牛车载枢，叔起诫绝坟陇，康成使无卜吉。”可见当时俭葬已然成为普遍的社会习俗。究其原因，除了自身的节俭观念及社会动荡之外，还与对死亡、对丧礼的认知有关。刘敲认为“形虑合而为生，魂质离而称死”。人的形质与神魂结合即为生，分离即为死。可见“形也者，无知之质也;神也者，有知之性也”。“及其死也，神去此而适彼也。神已去此，馆何用存?速朽得理也。神已适彼，祭何所祭?祭则失理。而姬、孔之教不然者，其有以乎卜··…欲令孝子有追思之地耳，夫何补于已迁之神乎?”死亡之后，形神分离，形无知无灵，已为弃物，理应速朽。而之所以祭祀亡魂，不过是为了行孝追思而已，于离去的神魂并没什么作用。所以葬礼要“剪截烦厚，务存俭易”，只要“无伤世教”即可。顾宪之亦持此观点:“出生人死，理均昼夜。生既不知所从来，死亦安识所往?延陵所百‘精气上归于天，骨肉下归于地，魂气则无所不之’，良有以也。”虽然认为有神秘的精魂之气，但人死之后，精魂离体，只剩骨肉埋于地下，所以也没什么可怕的。人的生死变化，亦即精魂与骨肉的离合，就像昼夜更替一样，是一种不可避免的自然现象。所以他说丧礼“本贵诚敬，岂求备物哉?”“丧易宁戚，自是亲亲之情;礼奢宁俭，差可得由吾意。不须常施灵筵，可止设香灯，使致哀者有凭耳。”丧礼是为了追怀哀思，不在于祭品的丰奢，只要能致哀感怀有所凭借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