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莱德·伍兹说:“文化，从本质上来说是人与环境(包括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相互作用的产物，人正是凭借着一定的文化与他所处的环境相统一。”对于满族丧葬文化的变迁的动力，我们可以从生态环境因素和社会环境因素两方面来讨论。

                            天逸静园,上海公墓,浦东公墓,    

    生态环境因素是文化出现、生成和变迁中最基础的因素。以生态学(ecology)的概念和方法渗入到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研究而整合出“生态文化学”这一研究方法，其核心问题是生态环境如何决定和影响文化。生态文化学认为生态环境对人们的经济文化类型、生产生活方式、社会进程以及思维模式的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它同时还影响着文化模式和文化类型的形成。但是生态文化学忽视了文化自身内在逻辑的能动作用，单纯认为一种文化类型和人们的行为方式以及制度、风俗习惯都是与特定生态环境因素相适应的结果，这显然是不够全面的。

    社会环境因素的改变也是推动文化变迁的巨大动力之一。马歇尔·萨林斯(Marshall SahlinS)于1972年出版的《石器时代的经济学》一书中将生态文化学的决定论顺序颠倒了过来，认为:“人对生活的看法(即文化)不是受特定的物质条件(即环境)所决定的，相反，是文化而不是环境，决定着人们物质生产、交换和消费方式”诚然，文化变迁中(尤其是近代)社会环境因素起到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是，社会环境经常是与生态环境共同改变的，它们共同作用的合力才能促成完整意义上的文化变迁。故单独强调社会因素是文化变迁的动力也是不客观的。

    对文化以及环境关系的研究，不能单纯的从环境决定文化的生态文化学视角出发，也不能仅仅运用单线的文化中心主义的价值标准进行简单的判断，我们需要从环境与文化交互作用的双向视角来研究文化和环境之间的关系。在对满族丧葬文化变迁的研究当中，我们发现，只有将这两方面的因素结合在一起，才能较全面的反映其变迁的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