丧礼从信仰的维度上来看，其实质就是使灵魂完成从生命的构成部分到祖先与神灵的转换。因此，丧葬习俗的时空就并不只是单纯的物理时空，而是延展到了信仰和精神的人文领域，顺理成章地，它就会演绎为认知模式，成为建构意义体系的手段。譬如，丧葬仪式中的神与鬼、巫师与俗民、长与幼、男与女、客与主、家长与普通成员等等对位关系的意义都结构于之。

                            天逸静园,上海公墓,浦东公墓

    在宝坪村，丧葬仪式中所体现的意义关系是在长期中逐渐形成的，并成为村中所有民族和家族奉行的模式。比如，在葬礼中，男性总管“郭坝”(彝族乡堂语)负责代主人家指挥、安排除宗教法事外一切葬礼间的事务，几个副手“徐多”(彝族乡堂语)负责给死者灵前点油灯、献饭，法事间恳请巫师帮忙主持做法事、给巫师献酬礼等事务，相当于死者亡灵与生者沟通的桥梁，与巫师的区别在于“郭坝”和“徐多”不具备沟通上中下三界的能力，只是一个平常人，但是角色规定使得葬礼间他们与死者亡灵挨得最近，而死者的直系亲属要服从他们的安排，反而没有太多的机会挨近死者。在宝坪彝族乡堂人、纳西、藏、普米、汉等多个民族尽管对葬礼总管的称谓不同，但对这个传统的奉行却都是大同小异。传统模式化的葬仪能生动地体现人伦关系、禁忌行为、人情习俗、礼教秩序、道德伦理观念等。它们转移到世俗的日常生活中，就形成了丧葬习俗的衍生文化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