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调查期间，笔者走访了宝坪村一户姓熊的人家，这家老一辈的男主人在2010年2月去世，享年72岁。去世的男主人姓熊，是彝族乡堂人，他的妻子姓和，是纳西族，他们有两个儿子一个女儿，大儿媳也是彝族乡堂人，二儿媳是藏族，都在村里务农，小女儿在县城工作。男主人卧病在床时，家里人就请了一位彝族乡堂的大巫师(当地人称“朵兮薄”，一般由一个大朵兮薄带两个徒弟)，为他“喊魂”，这位朵兮薄也姓熊，是死者同辈的的兄弟。他认为病重者的灵魂往往是被鬼魅威窃走或在人神两界被迷失，因此需要将其灵魂喊回，若喊不回，就意味者病者的灵魂已经无法赎回，成为了亡灵。这时，朵兮薄就要为他接气。通常先杀一只鸡，放在死者床边，鸡头对向死者，称为“接气鸡”。

                              天逸静园,上海公墓,浦东公墓

    朵兮薄宣布死者已经螟目，家人就开始报丧，并请事先就安排好的丧事总管(当地统称“郭坝”)和副手(当地统称“徐多”)来到家中开始安排丧事。一切就绪后，开始进行小硷，为死者净身，徐多和家里前来奔丧和帮忙的人在庭院漆棺，搭停灵的青棚和祭祀用的神座。家中的女眷负责准备待丧客，一般也是事先就请好主厨，由村中几个专门替人办事待客的妇女组成，她们平时也务农，遇到哪家办事，就被请去帮忙，久而久之，在村里也有了名气，成为了职业化的待客厨师。甚至还会被请到邻村去做主厨。最重要的是入棺后的仪式，死者入棺后，被停在青棚，朵兮薄在门口点上高香，为死者喊亡魂，将死者的亡魂先喊回家里，接着就进行为期3天的诵经和守灵。在这个阶段中，朵兮薄要将祖先灵牌从主屋移到神座，在神座和灵牌前供祭品、献饭。然后举行“换灵”仪式。这个仪式是将分离出去的灵魂召回来，重又拴在祖先的牌位上，仪式结束后，整个丧葬仪式可以说就告一段落。接下来就是历时较长的教路仪式。彝族乡堂人认为，死后的亡灵要回到祖先故地，需要由朵兮薄念《教路经》为亡灵教路，乡堂人的“教路”与“指路”的概念很接近，但也有不同，除了为死者指路，更重要的是通过念诵经文，达到教育后者、宣扬礼教的目的。念经前，几个徐多在朵兮薄的指挥下牵一头黑山羊，并喂它吃献饭和食盐，随后将两个壶拴在黑山羊背上，引它到水源处取“福禄水”，羊停在哪里喝水，就从那里取水把壶灌满，然后再引羊回去，接着，朵兮薄将取回的福禄水洒献给四方的神灵，礼毕，就在庭院内杀羊，同时再杀一头猪，表示山羊指路，猪开路。朵兮薄则在一旁反复念诵教路经。丧礼的第三个阶段是送灵，又称出灵。由孝子举经蟠杆在前引路，徐多和亲友一路争抢着抬棺材，称为拉丧，意为要热热闹闹、争先恐后地将死者送到墓地。送灵的路线是固定的，代代相传，它巧妙地与宝瓶的村落神圣空间相契合。最后一个阶段是下葬，一般新坟不立碑，等到一年斋后才立碑纂文。新坟做好后，就将经蟠杆连同亲友送的花圈留在山上，一是作为标记，二是护送新亡魂回归祖源地。一般女眷不上山参与下葬仪式，而是第二天再上山扶丧。熊家是一个多民族的家庭，家里的女主人姓和，是个很能干的纳西妇女，在家庭中很有威信，男主人病后，她请朵兮薄到家，与之商量丧事的操办。具体负责安排丧事的总管是家里的舅舅，即女主人的哥哥，当地纳西族和汉族称总管为“总理”，而彝族乡堂人则称之为“郭坝”。“郭坝”在整个家族乃至整个村寨中都很受尊重，整个丧葬仪式要遇到得力的“郭坝”，才能井有条、顺利圆满地送走老人。在宝坪村，这种能力是很被看重的，同时也是孝子的标准之一。熊家的二儿媳是藏族，姓和，她和家里人一样，也披麻戴孝，忙出忙进，对熊家的丧葬规矩很熟悉。经过访谈，得知她是本村的藏族，和二儿子是自由婚恋，她说:“娘家那边的规矩和夫家的(习俗)大部分都接近，都是土葬，只是我们藏族不兴‘牵山羊’，我们杀羊子、杀牛只是为了待客，不像这边还有另外的讲究，我们也请他们乡堂的‘朵兮薄’来念经，我们的经蟠杆比这里的做得好，我们全用料子好的布来缝(经蟠)，数量更多，长度更长。还用藏文印六字真言。”

    在宝坪村，像熊家这样多民族的家庭并不在少数，在这样的条件下，文化涵化就显得相对容易和频繁。特殊的地理环境，复杂的民族分布，多元的家庭形态，滋生出这里多元文化相互整合的丧葬习俗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