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记·檀弓》子游问丧具，夫子曰:“称家之有亡(无)。”儒家丧礼讲究变通，丧主家的经济状况是现实治丧过程中必须考虑的因素。在明清运城地区，曾有民妇“料理丧事，累债百余金。”“百余金”的概念可以作一推算，光绪年间，绛州守城将领韩云曾计算，若每晚为每位守卫兵提供米粥一碗，一年需要费银百两。治丧花费可想而知。面对这种现象，王复初作《婚葬减鼓吹说》痛斥治丧花费不菲:

                        天逸静园,上海公墓

            吾绛…葬事选伎征歌，必极秦豫，名倡缘竿走解，百戏丛集，竞奇巧。动逾旬月，所费不货。民间互相效法，甚且道租不顾，而以音乐不备为耻。一娶之费称货数家，一葬之资至于破产。

    出殡前日搭台唱戏，不仅以力不能备为耻，还以名角和花样进行攀比。如此大吹大擂必定开销不菲，甚至导致治丧过后破产，与儒家倡导的称家有无相悖。在经济有限又不愿简化礼俗的情况下，民间产生了较为折中的办法，由丧主之家亲自诵经扮剧。在绛州和程山较为普遍，“乡里或自为俭，亲诵经超度，扮剧愉尸。”

    以上两种情况中的丧主还具备经办丧事的财力，只是程度差异。对于真正的无力之家来说，只能选择偷埋或偷葬，在临晋和椅氏即现在运城的临椅县尤多。“初丧即葬，不请堪舆，不讣，亲友不用鼓乐。”始死即殡，只需备棺而葬，其他丧葬礼节全省。《方志》将此种丧葬礼俗命名为“偷”，实是讥葬过于简略。但是在孔子看来却不然，他认为“苟亡矣，敛首足形，还葬，县棺而封，人岂有非之者哉?”富裕之家不逾礼，贫寒之人硷后即葬，都是合礼。“与其哀不足而礼有余，不若礼不足而哀有余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