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华民族五千年的历史文化长河中，龙在中国人心中占据着十分神圣的地位，无论是平民百姓还是达官显贵，龙都是大家共同膜拜的对象。由龙衍生出来的龙文化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与龙相关的仪式浩若繁星，舞龙灯就是众多仪式中的一种。在人生礼仪、社交礼仪、生活礼仪、宗教仪式等场合都能看到“龙”的身影。

                         天逸静园,上海公墓

    在z村的丧葬仪式中，舞龙是最为重要的部分。村民最关注的是葬礼上的龙灯和龙灯的数量。实际上，在z村的丧葬过程中，村民称龙灯为“龙”，而不是“龙灯”。在祁东县，正月里会有舞龙队下乡演出。笔者注意到两种龙灯的形态基本上无异，而村民对舞龙队的“龙”称呼是“龙灯”。“龙灯”与“龙”，虽然只有一字之差，就足以在观念上对“舞龙”这一事项赋予有别于世俗的色彩。这种区别在丧葬仪式中的对“龙灯”的一系列行为得到验证。

    龙灯通常有两条，外亲与堂亲一条。按照习俗规定，如果是男性逝者，堂亲的龙灯排在前面，如果是女性逝者，外亲的龙灯排在前面，每两条龙灯需要在几里路之外去迎接，这个迎接的过程被称之为“接龙”，庄严而神圣，不能出一点儿差错，时间、地点、路线会提前制定。接龙的时候，孝子贤孙跪伏在路边，鞭炮锣鼓一样都不能少，当龙灯尾经过完的时候孝子贤孙才起来，然后加速随龙灯往灵堂走，他们必须在龙灯绕灵堂前的场地之前再次跪伏在灵堂门口。龙灯在堂前绕圈后，龙尾需要接受牲畜鲜血的献祭(见图3-2，这个时候龙头龙尾的配合尤为重要。在Z村的几个丧葬仪式上，笔者注意到龙头龙尾下的“舞把”操控者都是年纪较大的老人。对此，礼生告诉笔者，龙头龙尾“煞气”最重，只有年纪大的人才能抵得住，年纪轻的人有可能会被鬼魂缠住。在接受血祭的时候，龙尾染血的多少是吉凶的评判标准，血多证明是吉相，血染得少则是凶相。如果血溅染到人身上，这个人会遭受诸如生病等情况。绕圈之后，龙灯进入灵堂，放置在宗祠神完之前，放置的时候龙头朝外，龙身成圈状置于灵堂内。龙灯进入灵堂之后直到第二天出殡的这段时间内不能随意触碰，更没有所谓舞龙形式的表演。

    笔者询问村里的老人丧葬仪式过程中舞龙的作用，得到两种回答。

    第一种说法，“龙”是可以保护死者的神灵，丧葬仪式中其他鬼神比较多，这些鬼神都会因为惧怕龙而不敢轻举妄动。

    第二种说法，“龙”是保护死者下葬的风水，指龙脉，把龙请回来，意味着死者下葬得到龙的庇佑。

    无疑，从村民对它的称呼，到接龙时的礼仪，再到接受血祭后进入灵堂的摆放可以看出丧葬仪式中的“龙灯”具有神圣性，有别于正月里下乡表演的龙灯。而从村里两位老人的采访分析，虽然内容不同，但都说指向了“龙”的神圣性特征。正月下乡舞龙之“龙”与丧葬仪式中“龙”的形状一致，但是它们所象征和侧重有所不同。

    可见，村民对丧葬仪式上的“龙”的态度极具谨慎，接受血祭、血祭之禁忌这一事实可以说明它的神圣性。这与“龙”的象征内涵有直接关联，龙灯作为一种世俗的事象退至背后，浓厚的宗教因素在仪式中得以凸显。事实上，龙对于中华民族来说是最神圣也是最普遍的图腾。众所周知，自从龙图腾出现以后，龙便逐渐成为中华民族共同的图腾象征，在某种程度上“龙”代表着民族认同。它具有图腾性质，在发展过程中又被神化了，“中国的龙之所以具有图腾的基本特征，又具有神的特性，就是因为后来它由图腾演化为神。”zy村村民的一系列行为正是如此。“通常来说，圣物超脱于其他事物之外，而且。有一整套仪式可以用来实现这种根本上的分离状态”即实现这一过程，世俗到神圣的转变，除了事象本身的历史文化意蕴之外，关键在于宗教性质的仪式过程。仪式使日常生活中的事项具有神秘性，这种神秘性来源于丧葬这一宗教性质的实践活动过程。这个过程中，龙灯的圣神性质也得以放大，z村丧葬仪式中的“龙”是具有神圣性质的宗教符号，它所引导的圣神观念影响着仪式的具体实践，而仪式实践提供了龙的神圣性的验证。从更大的方面见讲，湘南地区丧葬仪式反映了此地宗教观念中的龙图腾崇拜和农耕文明的遗存。衡阳是中华鼻祖“神农氏”发明“未耙”之地。《周易·系辞下》载“神农氏作，研木为耙，揉木为未，未耙之利，以教天下。未耙是早期稻作农耕的重要工具。未阳市(属衡阳市)因为是炎帝创未之地而得名，早在秦朝初年就有了未阳之名。农耕生产是衡岳地区的主要生产方式，农耕文化在丧葬习俗中的体现一一舞龙。龙是华夏民族的象征，是汉民族族群文化认同的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