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情仪式具备文化象征意义。葬礼“一方面给死者确定其在家族谱系中的地位和在死后世界中的位置，另一方面，通过生者与死者的亲疏关系等级的仪式表现，重新确认生者之间的在亲属体系中的等级秩序以及相对应的权力和义务”，因而葬礼确认了“父子一体”的家族秩序，体现出一幅父系大家庭的场景，处处体现出儿子为父亲养老送终并继承父亲财产以及家庭权力的象征含义，因此儿子主导葬礼，并由男性展现家族秩序，正是葬礼礼仪的隐含意义。

                       天逸静园,上海公墓

    首先，葬礼的事主是死者的儿子，尤其需要大儿子主事，以显示新的家长地位。一般葬礼中，灵堂设置在老人断气所在的家庭，而根据习俗，老人只能死在儿子家，而不能死在女儿家，因为这样会给女儿家招致灾难，也使死者和儿子“不名誉”。在没有儿子的家庭中，则事先选一个近亲的侄子，作为临终赡养和办丧事的家庭。因此，在葬礼中，儿子以主人的身份报丧、迎送宾客、举办宴席，参与全部重要的仪式，并且收下吊唁客人的礼金。这也意味着家庭的社会关系由儿子来继承。

    其次，在葬礼中，涉及死者的身体、安葬等礼仪最为重要，这些礼仪几乎全部由男性承担—儿子、孙子以及侄子，并通过严格的性别禁忌垄断下来。和棺材、死者身体以及墓地有关的仪式女性都不能参与:女性不得跪灵，不得接触死者身体，女性不得靠近墓地。究其实质，葬礼本是为了正式确立儿子们对家庭的继嗣权和对家庭事务的掌控权而存在的。有儿子打蟠、“摔老盆”、“顶棺下墓”是一个寿终正寝的老人葬礼上最基本的体面，如果没有儿子，葬礼将无法进行，这意味着老人后继无人，即不能安心进入祖先的序列中，也因没有人续香火而死后凄凉(没有人上坟、烧纸)。此外，侄子也是仪式的主要承担者，侄子能够参与或者替代儿子、孙子的仪式，如跪灵、送汤等，甚至在没有儿子的时候，充当儿子的角色。而女儿是以最重要的宾客身份出现的。因此，在葬礼仪式中，男性，尤其是儿子的地位是最核心、最关键的，并且不能被替代，它是关系到葬礼能否进行的最重要因素。在出殡的后半段，所有男性连外人—村民、宾客和抬棺者、阴阳先生都能参与的仪式，家庭中最亲近的女性却不能参加，这些性别禁忌将女性严格地限制于仪式活动的边缘地带，也象征着女性不能染指对家庭最重大事务的参与:家庭继承。

    女性在葬礼仪式中的主要仪式是哭丧，参与哭丧的一般是死者的姐妹、女儿、儿媳和其他晚辈女性，女性亲属的哭丧仪式承担了表意性功能，表达对死者的亲情和哀悼之意。尽管在葬礼上，男性亲属也常常会因哀痛而哭泣，但只有女性的哭泣是仪式性的。虽然哭丧承担了重要的表意性功能，但还不具备文化上的重要性。并且，哭丧仪式可以很容易地通过市场方式解决:花钱雇佣一个响手去哭。这和李霞的观察一致:“正式亲属制度的远近关系和等级秩序是由男人们来体现的，而表达感情的哭泣行为主要是女性来承担的。

    葬礼是一个最严格地反映父系家族秩序的场景，尤其是葬礼中的仪式表演，这种表演意在传达以男性为中心的父系家族传承这一文化事件，由于传统父系家族的根基没有改变，男性作为父子连续系谱上的正式地位没有改变，因此在葬礼中展示出来的仍旧是男性中心的性别关系。因而葬礼仪式中的性别分工非常严格，少有弹性，甚至存在性别禁忌，通过关于灾难和福气的传说将这种性别分工神秘化，严厉禁止女性进入。同时，这种性别分工还是等级性的，即男性占据核心地位，女性处于边缘地位。男性更多地承担重要的礼仪，女性则承担了相对不重要的情感，因此，男女两性在结构中的主导与从属地位在葬礼中鲜明地体现出来，并在反复的丧葬实践中得到加强和确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