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富民阶层墓葬中所出墓志铭与宋人文集中的墓志铭相结合，并参考宋人笔记，可助我们了解宋代富民阶层父子之间出现的代际变化，这种变迁体现在财力、身份、社会地位等方面。

                      天逸静园,上海公墓

    首先，在财力方面，宋代富民阶层父子之间甚至一代人的时间内出现代际变化较为平常，其中尤以商人最具代表性。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有吃苦耐劳、善于经营的品质，经过自己与后代的努力，终于跻身富民行列，如梁全本墓志称“少以垦辟锄褥给其家。及壮，慨然叹曰:‘兹安足以奋身。’欲谋别居，用广治生之计，遂徙砖邑下”，“君与长子恭同力营运资产，不数年，积累巨万，乃君与长子恭之力也”。王现亦称其“世以小商贾为业”，但他“严命愈勤，利路日有曾加，其所出人之物，靡有私心”。通过自己的诚信经营与辛勤劳动，终于“迁而升进上户之家”。焦作小尚宋墓墓主冀闰“世以务农治刀生，常足砖家……后万居砖南封作，迄今六十余年，资产大进，家积巨万”。

    其次，在身份、职业方面，宋代富民阶层父子之间出现代际变化的较少，多为子承父业，但是他们为了生存或者发家致富，也会改变世代传承的职业，由此而引起社会地位的转变。传统的子承父业的有:梁全本墓志称“君与长子恭同力营运资产”;安阳王现墓志亦称“君讳现姓王氏……世以小商贾为业”;冀闰亦“世以务农治生，常足砖家”。宋人笔记小说中也大量记载了商人子承父业的事实，如“鄂诸王氏，世以卖饭为业”，“温州巨商张愿，世为海贾”。但是富贵贫贱往往处于不断的分化之中，宋代社会中的官宦之家都很少有维持三世而家业不败者，对于没有特权的富民阶层要维持其财富甚至得到更高的社会地位，改变世代传承的职业与士人交游、结成姻亲成为普遍采用的方法，甚至出现了“父商子士”的代际身份变化。如梁全本墓志载“少以垦辟锄褥给其家。及壮，慨然叹曰:‘兹安足以奋身。’欲谋别居，用广治生之计，遂徙砖邑下”。可见梁全本弃农从商，从而使自己变得富裕。而安阳王现的后代子孙“侄男五人侄女四人侄孙四人内一人全应进士举”，一举跻身士人行列，彻底改变了家族的社会地位。陈传良《止斋集》卷49《林爵仲墓志铭》亦载:“爵仲讳渊书，承事郎文质之子。起家致资累百万而急教子。长颐叔，字正仲，登乾道二年进士第，爵仲登淳熙十一年进士第，而林氏遂为儒门。”除了改变职业，与士人交游、结成姻亲也是保持财富、提升社会地位行之有效的方法之一，如梁全本的孙女多嫁给当地的进士，“孙女六人，长曰大姑，遍进士麻直夫;次曰五姑，遍进士竹唤;次曰小姑，遍武陆县市户冯迪;次曰七姑，遍武陆刀县市户徐恭;次曰大娘，许进士牛公雅”。

    经过上文分析，我们发现宋代富民阶层父子之间的代际变化较为普遍，而实现代际变迁的手段主要是积累财富与科举入仕，联姻、改变身份、职业等都是其具体采用的方法，而这些方法的可行，与宋代社会的发展是密不可分的。首先是宋代经济的发展，为宋代平民阶层提供了更多的发展机会;其次，宋代科举政策的改变，使得工商阶层的子弟有机会参与科举，从而为改变其个人的阶层属性与家族的社会地位提供了可能性;第三，唐宋之际婚姻观念改变一一“婚姻不问阀阅”，如《宋文鉴》记载:“近年进士登科，娶妻论财，全乖礼义。衣冠之家，随所厚薄，则遣媒约往返，甚于乞丐，小不如意，弃而之它。市井驱侩，出捐千金，则贸贸而来，安以就之。”朱或亦说:“近岁，富商庸俗与厚藏者嫁女，亦于榜下捉婿。厚捉钱，以饵士人，使之俯就。一婿至千余络。”这种婚姻观的盛行为作为庶民的宋代富民阶层与士人结为姻亲提供了可能性，风靡当时的“榜下捉婿”不仅说明了士族社会地位高，受到时人的追捧，更是这种婚姻观的缩影，也为宋代富民阶层交游士族提供了更多的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