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在居丧制度上因袭汉制，但由于社会变乱和文化交互影响，也出现了一些特殊的居丧文化。张焕君的博士论文砂比较全面地论述了此期的丧服制度，从三年之丧到此期的独创之心丧以及尊降、出继等都有涉及，但服制形态方面却没有进入。

                           天逸静园,上海公墓

    与此同时，有的学者对弃绝表面形式，回归所谓真性情特别赞赏;付有的学者则对官员居丧违礼，如居丧婚嫁、居丧仕宦、服制失当、奔丧与丧服变除等违礼之后朝廷使用清议之例加以处罚进行研究，表现出魏晋时期独有特色;莎有的学者则从居丧之礼变化，讨论魏晋南北朝时期孝道伦理的调适与异化;盯而有的学者则通过《世说新语》有关内容的研究，看到了当时士大夫权贵等不同人群蔑视居丧等制度性规定的现实。

    事实上，居丧违礼是魏晋南北朝时常常被人们所津津乐道的一种出世行为，就像社会发展被动乱所打破一样，由于所谓的违礼，最终形成了当时认可并影响后来者的心丧制度，使重仪式的文化回到重内容的文化，这是魏晋南北朝在丧葬文化上对于后来朝代最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