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传统记录来看，滇藏线上进藏的道路有三条:“东路，从石鼓过江，沿冲江河北上经小中甸、大中甸、尼西、奔子栏、阿得酋(阿敦子)进藏;中路，自丽江或鹤庆，经塔城到奔子栏;第三条路，是从剑川经维西到奔子栏，这条通道基本上沿澜沧江河谷而行。”但不管往那一条道路，奔子栏都是各路进藏的必经渡口。由于其重要的地理位置以及在藏区难得的温和气候和丰富的物产，使奔子栏成为途经马帮休憩补给以及商贾往来之重镇要冲，如前所述，汉族、白族、纳西族的文化及移民也随之流入。

                         天逸静园,上海公墓

    尽管据2007年底的统计资料显示，奔子栏藏族占总人口的99%以上。但一份1964年奔子栏行政村的人口普查资料表明，当时奔子栏行政村总人口为1980人，藏族为1874人，占总人口的95%，汉族69人、白族28人、纳西族9人，主要集中居住在奔子栏的河谷地区，其人口比例为5.4%，明显高于现在的1%。从这两份相隔23年的人口统计中，我们不仅可以得出在茶马贸易最兴盛的清末，其外来民族的比例应高于1964年的统计的判断，似乎依稀还也可以追溯到“客家人”逐步融合到当地藏民中的历史轨迹，这些因驻军、经商、充军等从内地迁徙滞留于奔子栏的民族，在藏文化圈的包围下，通过生产生活中的往来以及数代人的通婚，在语言、服饰、生活、生产方式等文化表征上己完全藏化，但在宗教、家族谱系、丧葬习俗等文化的核心部分，大部分仍顽固地保留着本民族固有的传统。如在上桥头和娘吉格等过去客家人集中的地方，仍保留着大量客家人的祖坟，这些人的后裔至今仍延续着清明、春节上坟的习俗。在习木格社，仍有不少的客家后裔坚持不在家中设立经堂，仍有相当部分的人死后是汉式入硷下葬，不少家庭都可以追忆他们祖先的汉姓，等等。

    土葬本是藏族一种古老而又普遍的葬俗，佛教的传入才使土葬习俗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处于汉藏边缘以农耕为主的奔子栏藏族，在与汉族为主的其他民族的频繁交往中，在秉承本民族主流丧葬方式的同时，接受了坟墓、墓碑、清明节扫墓等异文化因子，通过清明节、春节等的一家一户或宗族的集体扫墓行动，既增强家族成员间的凝聚力起到了巩固家族延续观念的作用，又满足了对己逝亲人表达怀念之情的情感需求，同时，通过上坟中乞福避祸的仪式，使生者的心灵也得到一定程度的抚慰。

    由于长期与其他民族的交往与杂居使处在文化边缘的奔子栏成为了以汉文化为主的外来文化与藏文化犬牙交错、相互影响的渗透区，并使这一地区的文化具有了多种文化现象并存的重叠性特征。

    当然，也有村民认为，一些家庭之所以采用土葬，是由于无力承担水葬葬礼所需的繁重开支，如请数十名和尚念经5天、做1000个糟耙饪、点1000盏酥油灯等法事活动的开支。相比之下，土葬仅作为佛教徒人生葬礼的一个部分，无论从所请和尚的规模、层次，还是仪式中供奉物品的多寡，一般都少于水葬。因此，一些家庭经济困难的村民，对逝者先土葬，待经济条件允许时再举行隆重的水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