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一，就以色列社会内部而言。以色列建国前夕，为了争取犹太教极端正统派加入联合政府，以本·古里安为首的政治犹太复国主义者向以色列正教党作出妥协，承诺在建国后承认宗教教育的地位，宗教学校也由国家投资。以色列建国后，政治上内外交困，社会矛盾复杂，世俗群体与宗教群体纷争不断。在教育问题上，世俗力量支持下的“一般派别”学校和“工党派别”学校，与宗教力量支持下的“米兹拉希派”学校和“阿古达·以色列派”学校在建立统一教育体系的问题上无法达成共识。以色列政府被迫妥协，承认“派别教育”体系，继续维持教育分裂的现状。

    其二，就以色列面临的外部环境而言。建国初期，以色列面临严峻的地缘政治环境，与邻国冲突不断。为了维护以色列社会内部的稳定，增强犹太人的凝聚力，团结国民一致对外，以色列政府不得不采取维稳政策，对宗教群体采取安抚政策，承认宗教学校的独立地位。但是，频繁的战争需要大量的军费开支，耗费了大部分海外犹太人的捐助和以色列本国的经济积累，导致教育方面资金短缺。实际上分裂的世俗学校和宗教学校也浪费了很多教育资源，这就迫切需要政府改革教育系统，对其实行规范化管理。

    其三，就推动新移民融入以色列社会而言。第一次中东战争爆发后，阿拉伯国家的犹太人不得不移居以色列，导致以色列人口激增。1948年5月以色列人口总数为65万，1951年底时人口总数达140万，比建国时增加一倍。大量移民涌入导致社会、经济、文化等方面产生了诸多问题。各派政党控制下的“派别学校”对移民子女教育权的争夺愈演愈烈。本·古里安意识到这些以争夺移民子女教育权为旗号，实则争夺移民选票的政治斗争，会对以色列的民族团结和移民融合构成严重威胁。他力推要消除“派别教育”的政治因素，收回各个派别学校的自主管理权，建立由政府资助和监督的统一的教育体系。但也有学者认为，本·古里安强烈要求废除派别教育还有自身的政治考量。以色列建国后，工党利用其政治影响以及在教育管理部门中的行政影响，扩充其教育系统，逐渐占据了教育系统中的较大份额。表中可见，在1947至1948学年时，“工党派别”学校的小学生人数比例只占24.8％，到1952至1953学年时，“工党派别”学校的小学生比例飘升至43.4％工党掌控的学校取代“一般派别”学校，成为“派别教育”系统中的执牛耳者。由此可见，工党政府试图通过建立统一的教育系统进一步扩充势力，扩大世俗学校的规模，压缩宗教教育的空间。